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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6章 束皙(2 / 2)

除了文献整理,束晳在儒学研究上也颇有建树。

他深感当时的儒学研究过于注重章句之学,而忽视了经义的本质,于是便撰写了《五经通论》五卷。

在这部着作中,束晳不拘泥于前人的注疏,而是结合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对《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典的义理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比如在解读《诗经·七月》时,他不仅分析了诗歌的艺术手法,还结合西晋时期的农业生产状况,探讨了诗歌中所反映的古代农业制度与农民生活,使儒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在解读《礼记·礼运》时,他对“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大同之世虽不可复,然小康之治可通过仁政实现”,体现了他关注民生、心系天下的情怀。

《五经通论》问世后,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好评,成为当时儒生研习五经的重要参考书,挚虞评价此书“融贯古今,通达义理,为儒学注入了新的生机”。

束晳的文学创作,同样具有鲜明的特色。

与陆机、潘岳等人“辞藻绮丽,铺陈夸张”的文风不同,束晳的文章更注重内容的质朴与情感的真挚,尤其是他的赋作,多以民生疾苦、田园生活为题材,充满了对底层百姓的同情与对田园风光的热爱,被后世称为“质朴赋风的代表”。

他的《劝农赋》是西晋赋作中的名篇。

当时西晋朝廷为了恢复因战乱而凋敝的农业生产,推行了“劝农政策”,但地方官吏却借此机会盘剥百姓,导致农民苦不堪言。

束晳目睹了这一现象,遂作《劝农赋》以讽喻。

赋中先是描绘了“春阳布泽,万物萌发,农夫荷锄,深耕细作”的美好景象,然后笔锋一转,揭露了地方官吏“催租逼税,强征劳役,农夫终年劳作,却不得温饱”的残酷现实,最后呼吁朝廷“轻徭薄赋,体恤民生,使农夫能安于耕织”。

全文语言质朴无华,情感真挚深沉,没有丝毫的雕琢之痕,却字字句句都饱含着对百姓的怜悯之情,被誉为“西晋赋作中少有的民生之作”。

除了《劝农赋》,束晳的《贫家赋》也极具代表性。

这篇赋以自身的生活经历为蓝本,描绘了寒门士人“室无完堵,衣无全帛,日食藜藿,夜卧草席”的贫困生活,文中“寒者不暖,饥者不饱,布褐不完,粝食不饱”的句子,生动地展现了西晋寒门士人的生存困境。

但即便如此,束晳在赋中仍表达了“贫而不贱,困而不颓”的志向,称自己“虽无千金之产,却有万卷之书;虽无鼎食之乐,却有着述之欢”,展现了他安贫乐道、坚守本心的品格。

束晳还擅长创作乐府诗与民间歌谣。

他曾收集了大量的民间歌谣,仿照《诗经》的体例,编撰了《发蒙记》一卷,其中收录了很多反映民间生活与情感的歌谣,语言通俗易懂,节奏明快,充满了生活气息。

他自己创作的《补亡诗》六首,更是将民间歌谣与儒学经典完美结合的典范。

《补亡诗》是为补《诗经·召南》《邶风》中缺失的六篇诗歌而作,束晳以民间歌谣的形式,描绘了古代的祭祀、农耕、婚姻等场景,既保留了《诗经》的典雅之风,又融入了民间歌谣的质朴之韵,被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赞为“补亡之作,义笃而辞雅,可谓继轨《风》《雅》”。

束晳的仕途,始终与“寒素”的身份紧密相连。

尽管他才华横溢,政绩卓着,却因出身寒门,始终未能得到重用。

在担任着作郎多年后,他曾被调任佐着作郎、尚书郎等职,负责编撰国史与起草诏书,但这些职位大多是文职,没有实权。

即便如此,束晳依然恪尽职守,在编撰国史时,他坚持“秉笔直书,不隐恶,不虚美”的原则,如实记载西晋初年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甚至对一些权贵的不法行为也毫不避讳,因此得罪了不少门阀贵族。

晚年的束晳,厌倦了官场的倾轧与门阀的排挤,遂以母亲年迈为由,请求辞官归隐。

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束晳便回到了家乡阳平元城,过上了“躬耕田园,潜心着述”的生活。

他在乡间开辟了一片田地,种植谷物与蔬菜,闲暇之余便闭门读书,整理自己的着作。

当地的百姓得知他是大名鼎鼎的学者,纷纷前来向他请教经义,束晳总是耐心解答,毫无学者的架子,深受乡邻的爱戴。

西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束晳在家乡病逝,享年四十余岁。

他去世后,乡人感念他的恩德,为他立碑纪念,碑文中称他“博学笃行,安贫乐道,为一代之儒宗,百世之楷模”。

束晳一生着述颇丰,除了前文提到的《五经通论》《玄居释》《劝农赋》等作品外,还有《三都赋序》《释讳》《发蒙记》等数十篇着作,可惜的是,由于战乱等原因,他的很多着作都已失传,仅存的作品被收录在《晋书·束晳传》与《文选》等典籍中,成为后世研究西晋学术与文学的重要资料。

束晳的一生,没有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没有波澜壮阔的人生传奇,却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质朴的文学风格与高洁的品格,在西晋那个门阀林立、玄风盛行的时代里,书写了属于寒门士人的精彩篇章。

他对汲冢竹书的整理,为中国古代文献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的儒学研究,推动了西晋儒学的复兴;

他的文学创作,为西晋文学注入了质朴的生命力。

正如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所说:“束广微(束晳字广微)以寒素之身,沉潜典籍,着述等身,其功不亚于郑康成(郑玄)、王仲任(王充),实为西晋学术之瑰宝。”

在今天,当我们回望西晋的学术与文学星空时,不应只看到陆机、潘岳等门阀士人的光芒,更应铭记束晳这样的寒门学者——他们在时代的夹缝中坚守本心,以笔墨为犁,以典籍为田,在学术的土壤里辛勤耕耘,最终开出了绚烂的花朵,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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