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马在这黄土塬上活了大半辈子，见过太多来来往往的干部。可要说最让我打心眼里佩服的，还得是方稷。
那年初春，公社通知说要来个部里的专家。我心里直打鼓——前年来的那个王专家，在村里待了三天就嫌伙食差，临走还顺走两只老母鸡。这回不知又是个什么人物。
初见方稷那天，我特意穿了件半新的中山装。没想到从吉普车上下来的是个清瘦的年轻人，戴着副眼镜，拎着个边角都磨白了的公文包。他伸手和我握手时，我瞧见他那双手——指节分明，指甲缝里干干净净，一看就不是干农活的手。
"完了，"我心里想，"又是个来镀金的。"上面明明说会派一个人来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怎么会派一个文弱书生来呢。
但人来都来了，只能先安排他住下，我特意把最宽敞的窑洞腾出来，谁知他摆摆手："我和技术员住一起就行，方便工作。"那天晚上查夜，我看见他窗前的煤油灯亮到后半夜。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被敲门声吵醒。开门一看，方稷挽着裤腿站在门外："马书记，咱们的试验田在哪？"
我领他到村东头那片最贫瘠的地。他蹲下身抓起把土，放在鼻子前闻了闻，又掰开仔细看。那专注的神情，让我想起给牲口看病的老兽医。
"这地缺有机质，"他把土递到我面前，"您闻，连土腥味都淡。"
我心想：这专家倒是不一样，看来是有两把刷子的。
接下来的日子，我眼看着这个白面书生一日不歇的忙碌。
他跟着我们一起挑粪，手磨出血泡也不吭声；天不亮打着电筒也要在地里测墒情。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从不嫌弃乡亲们。一遍又一遍的教授我们农田里的知识，最开始我本来觉得，种了一辈子的地还用你教，但事实就是，如果不是方稷说，那些知识我是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但真正让我对他刮目相看的，还是打井这事。
我们村打不上井不是一天两天了。前前后后申请了七八年，每次县里都说"研究研究"。我都快死心了，只有方稷不信这个邪，一而再，再而三的帮村里奔波这事情。
那段时间，他天天往县里跑。
早上揣两个窝头出门，晚上顶着星星回来。水利局的人躲着他，他就守在办公室门口。有一次我去找他，看见他正给水利局长的秘书讲解打井方案，那份耐心劲儿，比我教孙子写字还仔细。
第五次从县里回来，他嘴唇干得裂了口子。我半夜给他送窝头，忍不住问："值得吗？为口井这么拼命？"其实在我心里想的是，为我们这些人，值得吗？这么拼命。
他啃着窝头，眼睛在月光下亮得吓人："井不打成，种树就是空话。马书记，咱们不能总靠天吃饭。"
没想到的是，后来井真的打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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