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恩斯拿着副本，一页一页地看，越看眉头皱得越紧，最后用力拍了拍大腿：“难怪我总觉得不对劲！原来咱们祖辈不是这样的！朱昭熙说的‘社会主义’，才是能让大家活下去的路！不是靠资本家施舍，不是靠打零工混日子，是靠大家抱团，靠公平的制度！”
“光我们知道没用，得让更多人知道。”马克思说，“我们把这些内容整理成小册子，分发给工人、学生、小贩，让大家都明白，现在的困境不是‘能力不够’，而是‘制度出了问题’。”冯恩斯立刻点头：“我加入！晚上我去车间里跟老工人们说，他们肯定有共鸣！”
接下来的日子，两人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忙碌。马克思负责整理文字，把深奥的理论改成通俗易懂的语言，还加入了现在联邦的实际情况对比；冯恩斯负责印刷和分发，他找工厂里的老工人帮忙，用工厂废弃的打印机偷偷印小册子，再趁下班时间，在工厂门口、学校周边、菜市场分发。
小册子取名《社会主义重探》，封面上印着朱昭熙手稿里的一句话：“公平不是天上掉的，是靠大家一起争取的。”
没想到，小册子很快就传开了——工厂里的工人看了，说“这说的就是我们的日子”；学校里的学生看了，开始讨论“如何改变现状”；菜市场的小贩看了，主动帮忙把小册子塞给来买菜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醒，不再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运气不好”“没本事”，而是意识到，问题出在不公平的制度上。
消息很快传到了资本家和政府的耳朵里。大明联邦现在的掌权者，大多是当年明国、越国资本家的后代，他们靠着祖辈积累的资本和权力，垄断了联邦的经济和政治，怎么容得下“社会主义”这种“动摇根基”的思想卷土重来？
一个周末的早上，马克思刚走出出租屋，就被两个穿黑色正装的人拦住了。“马克思先生，跟我们走一趟，有人要找你谈谈。”
对方语气冰冷，不容拒绝。同一时间，冯恩斯也在工厂里被带走了。审讯室里，灯光刺眼。一个官员坐在桌子后面，手里拿着《社会主义重探》，用力拍着桌子：“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传播反动思想，煽动民众，这是要掉脑袋的！”
马克思坐在椅子上，没有丝毫畏惧：“我们只是在告诉大家真相——几百年前，有个叫朱昭熙的人，靠社会主义让百姓过好了日子；现在，你们垄断资源，让大家活不下去，才是真正的反动！”
“真相？”官员冷笑，“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朱昭熙不过是个夺权的暴君，她的那套早就被证明行不通了！”“行不通？”
冯恩斯忍不住反驳，“现在工人被裁员、学生找不到工作、小贩被城管追着跑，这就是你们说的‘行得通’？朱昭熙让牧民有饭吃、有学上、有保障，这才是真正的‘行得通’！”
官员被噎得说不出话，最后挥了挥手：“把他们关起来！好好反省！”马克思和冯恩斯被关在了监狱里，隔着铁窗，他们还在偷偷讨论如何把未完成的整理工作继续下去。一年后，他们接到了“终审判决”——“传播反动言论，危害联邦安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临刑前，狱警里一个同情他们的老大哥，偷偷给了马克思一张纸和一支笔。马克思趴在地上，飞快地写下一行字：“告诉大家，社会主义不是幻想，是有人真的实现过的；别放弃，火种只要没灭，总有一天会燎原。”
他把纸条交给老大哥，拜托他一定要传出去。马克思和冯恩斯牺牲的消息，很快通过老大哥、通过监狱里其他囚犯，传到了外面。有人为他们流泪，有人为他们愤怒，更多的人开始偷偷传阅《社会主义重探》的副本——有的抄在笔记本上，有的存在手机里，有的甚至刻在木头上。
在北方的明陈国，一个叫厉宁的矿工，在井下休息时，从工友手里接过了一张手抄的《社会主义重探》。他借着矿灯的光，一字一句地读着，手指紧紧攥着纸条，指节都泛了白。
同一时间，在南方的铁路旁，铁路工人史达林也读到了这份手稿，他看着火车上印着的“资本家专属包厢”字样，又想起手稿里“人人平等”的描述，用力握紧了拳头。
“我们要像朱昭熙一样，为百姓拼出一条活路。同志这个神圣的词语，绝对不能让那些男女通吃的人玷污！”厉宁和史达林，在不同的地方，心里却升起了同样的念头。
商丘城的国家档案馆里，那本牛皮笔记本依旧躺在库房的角落，封面的霉斑又多了几处，可里面的字迹，却像不灭的火种，在几百年后，依旧照亮着无数人寻找公平与正义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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