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97年，韩国都城新郑，相府外的街道被重兵把守，往来车马需经再三盘查才能靠近。相府戒备之所以如此森严，全因相邦韩傀与大夫严仲子（名严遂）的恩怨。
按《史记·刺客列传》记载，韩傀是韩烈侯的叔父，官拜相邦，总揽韩国政务；严仲子则是韩国少有的能臣，曾主张“选贤任能、削弱宗室”，与韩傀的“宗室专权”理念针锋相对。
有一次，韩烈侯召集文武群臣商议攻打魏国的事情，严仲子提出“先联赵抗魏，再图后续”，韩傀却认为“赵不可信，应直接出兵”，两人当场争执起来。严仲子性格刚直，直言韩傀“因私废公，不顾韩国安危”，这话戳中了韩傀的痛处——他此前确实收受了魏国的财物，才不愿联赵。韩傀当场暴怒，指着严仲子的鼻子呵斥：“竖子敢辱我！”甚至拔剑要刺严仲子，幸得其他大夫阻拦才作罢。
严仲子知道，韩傀记仇且手握大权，自己留在韩国迟早性命难保。当晚，他就带着家人和亲信，偷偷逃出新郑，开始了流亡之路。可韩傀并未罢休，派人四处追杀严仲子的亲信，还查抄了他在韩国的封地，这个仇恨，严仲子记铭刻于心，他遍寻天下勇士，伺机复仇。
在齐国临淄城郊的集市上，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正站在屠案前，挥刀宰牛。他额角的青筋随着挥刀的动作凸起，刀刃划过牛腿骨时，只听“咔嚓”一声脆响，牛腿应声断裂，刀法精准，力度恰到好处，这人便是聂政，三年前因在家乡轵县（今河南济源）杀了欺压百姓的恶霸，怕连累母亲与姐姐聂荣，带着家人逃到齐国，靠屠宰为生。
“聂政，有人找你！”邻居张伯突然跑过来，指着街口一辆装饰考究的马车。聂政擦了擦手上的血污，抬头望去——马车的车厢是檀木所制，车帘上绣着“严”字。很快，一个身着素色锦袍的男子从车上下来，面容清瘦却目光有神，正是流亡到齐国的严仲子。
严仲子早从就听说，城郊有个屠户“勇力过人，能徒手裂牛”，多方打听，才找到聂政。他快步走到聂政面前，拱手行礼，语气恭敬：“在下严遂，自韩国而来，久闻壮士大名，今日特来拜访。”
聂政皱了皱眉头，他逃到齐国，本是想远离纷争，不想与权贵扯上关系。他放下屠刀，淡淡道：“我只是个杀猪宰牛的屠户，哪来的什么大名，先生怕是认错人了。”
严仲子却不介意他的冷淡，拉着聂政往旁边的酒肆走：“壮士不必多虑，我只是想与你喝杯酒。”进了酒肆，严仲子点了一桌子酒菜，又让店家温了两壶酒，才缓缓开口：“我听闻壮士母亲年事已高，近日特意寻了些滋补的参茸，想送与老夫人补身体。”说着，他从袖中取出一个锦盒，推到聂政面前。
聂政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把锦盒推了回去：“先生无故献殷勤，必有所求。我靠杀猪宰牛能养活母亲，不敢受此重礼。”
严仲子见他性情耿直，反而更认定他是可托之人。他叹了口气，压低声音，把自己与韩傀的仇怨和盘托出：“我并非想逼壮士做事，只是流亡多年，身边无可靠之人。我看壮士重孝重义，是难得的君子，才敢以实情相告。这杯酒喝完，你我仍是陌路，我绝不纠缠。”
聂政握着酒杯的手顿了顿，他生平最恨“以势压人、公报私仇”的权贵。他沉默片刻，还是摇了摇头：“母亲尚在，我不能抛下她去涉险。先生的心意，我心领了，报仇之事，还请先生另寻他人。”
严仲子没有强求，陪着聂政喝完了酒。此后数月，他时常来集市，若有沿街乞讨之人，他必解囊相助，聂政看在眼里，心里对这个“落魄大夫”的敬重逐渐在增加，二人常常在一起把酒言欢，严仲子的学识胸怀让聂政折服。
两年后，聂母突然染病去世。聂政按齐地风俗，为母亲守孝三年。期满那天，他对着母亲的牌位磕了三个响头，转身对姐姐聂荣说：“阿姐，严仲子身为卿大夫，却屈尊与我这个屠户相交，这份知遇之恩，我不能不报。之前因母亲在，我不敢远行；如今母亲走了，我该去帮他了。”
聂荣闻言，眼圈瞬间红了：“弟弟，韩傀是韩国相邦，身边护卫无数，你去了岂不是送死？就算要帮严先生报仇，也该从长计议啊！”
聂政握住姐姐的手，语气坚定：“我意已决。严仲子待我以诚，我必以命相报。若我能成事，定会尽快回来；如果我回不来，姐姐在齐国好好生活，切莫前去寻我。”
说完，他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去寻严仲子，严仲子见聂政突然出现，他又惊又喜，连忙起身迎接：“壮士怎么来了？”
“我是来帮先生复仇的。”聂政直奔正题。
严仲子没想到聂政如此干脆，连忙说：“我的仇人韩傀身边有数百甲士，还有数十名门客，个个都武艺高强。我已联络了几个韩国的义士，与你一同行动，也好有个照应。”
“不必。”聂政摆手拒绝，“人多易生乱，反而容易暴露。我一个人去，更方便行事——只需先生给我一柄锋利的剑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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