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玉佳听到动静，走到浴室门口看了一眼。仅仅一眼，他就像被烫到一样猛地后退，脸色死灰，转身踉跄着逃开。那场景是他无法面对的心魔。
这一次，并非没有人看见。一位因经济罪入狱、刑期将满的老会计实在看不下去，悄悄报告了管教。
管教民警迅速介入，驱散了众人，将陶成文扶起检查伤势，并将危暐等直接参与者带离调查。孙鹏飞则站在远处，脸上挂着事不关己的冷漠，仿佛一切与他无关。
事后，危暐等人被处以禁闭等处罚。监狱方面也加强了对陶成文所在小组的管控和对孙鹏飞的暗中监视。
但伤害已经造成。
陶成文被送到了监狱医院，身体上的伤还好处理，但精神上的恐惧和绝望似乎已难以逆转。
魏超接连几晚在睡梦中惊叫，需要同监舍的人安抚才能勉强平静。
张帅帅和沈舟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劳作时几乎不与他人交流。
鲍玉佳请了病假，把自己蒙在被子里一整天，拒绝与人沟通。
监狱的心理辅导员介入了，但根深蒂固的恐惧和群体性沉默并非几次谈话就能化解。
林建奇在一次跨部门会议上，听监狱系统的同行提及了这起“狱内欺凌事件”（同样未提具体姓名），他的眉头紧紧锁住。他意识到，有些东西，法律判决可以制裁，高墙可以禁锢，却难以轻易从人心深处根除。那种在特定环境下被激发出的“恶”与“懦弱”，仿佛一种顽固的病毒，一旦条件适宜，就会再次发作。
郑雅萍得知后，沉思良久，在笔记上写下：“惩戒与矫治，如同车之两轮。显性的惩戒易行，隐性的矫治，尤其是对抗这种群体性心理创伤和行为模式的复现，需要更科学、更持久、更深入的努力。否则，高墙之内，恐成另一处‘新城场站’。”
高墙之上，蓝天依旧。
高墙之内，阳光却难以完全照进每一个心灵的角落。那场发生在过去的暴力，其漫长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某些人，驱使着他们在新的牢笼里，可悲地重复着旧日的剧本。打破这个轮回，需要制度更精细的设计，也需要个体在极度困境中，那一点点未曾完全泯灭的、面向光明的勇气。而这，远比建造一座监狱要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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