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写着“农机站那晚的事，有人知道。若要帮忙，可去镇东头土地庙香炉下留信。”的纸条，被黄国健像握着一块烧红的炭，又像捧着一株救命稻草。他将其小心翼翼地藏在出租屋床板下的一道裂缝里，用旧报纸塞好。接下来的几天，他活在一种极度的分裂状态中。
表面上，他依旧是那个顺从、麻木的“技术总监”，在陶成文的监视下，高效地完成着“安平里”小区剩余楼栋的虚假评估报告。他甚至会偶尔主动向沈舟“请教”一些无关痛痒的技术细节，以营造自己专注于“工作”的假象。他不敢表现出任何异常，陶成文那双看似笑眯眯、实则洞察一切的眼睛，以及鲍玉佳等人时不时投来的凶狠目光，都让他如芒在背。
然而，在他死寂的内心深处，那纸条带来的微光却顽强地闪烁着，与沉重的恐惧进行着拉锯战。去，还是不去？这个念头日夜折磨着他。他反复推演着各种可能性：是陷阱？是孙鹏飞或陶成文的又一次试探？还是真的有人目睹了马强的惨状，愿意冒险帮助他？如果是后者，对方是谁？能提供什么帮助？风险有多大？
最终，对儿子安危的终极担忧，以及内心深处那丝不甘就此沉沦的微弱火苗，促使他决定冒险一试。他需要一个绝对安全、不被监视的时刻。
机会在一个细雨绵绵的午后降临。陶成文似乎要去市区处理“安平里”报告递交的相关事宜，临走前嘱咐黄国健好好待在屋里“休息”。这种程度的“放松”监视并不常见。黄国健心跳如鼓，在窗口确认陶成文的车远去后，他深吸一口气，从床板下取出纸条，紧紧攥在手心，然后戴上一顶破旧的草帽，低着头，如同一个真正的幽灵，溜出了出租屋。
他没有直接去镇东头的土地庙，而是在小镇狭窄、湿滑的巷道里绕了好几个圈子，确认身后没有“尾巴”后，才怀着一种赴死般的心情，走向那个几乎被遗弃的、荒草丛生的小庙。
土地庙很小，香炉积满了雨水和落叶，显得破败而凄凉。黄国健紧张地四下张望，雨丝冰冷地打在他的脸上，周围空无一人。他颤抖着手，将一张事先写好的、同样没有署名、只简单写着“我需要帮助，如何联系？”的小纸条，卷成一团，塞进了香炉底部潮湿的香灰里。做完这一切，他不敢停留，立刻转身，几乎是跑着离开了这个地方，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仿佛要炸开。
这次冒险，如同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耗尽了他积攒的所有勇气。回到出租屋后，他瘫倒在床上，浑身被冷汗和雨水湿透，巨大的后怕席卷而来。他害怕这微弱的联系被发现，害怕这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被无情掐灭。
然而，他并不知道，就在他进行这次危险的尝试时，外部的压力和联盟内部的裂痕，正在加速这座罪恶大厦的崩塌。
首先是不甘心被边缘化的鲍玉佳。被孙鹏飞剥夺了“安平里”地面工作的直接指挥权后，他表面上服从，心里却憋着一股邪火。他将这股怒气更多地发泄在了内部和他认为的“外部障碍”上。
曹荣荣这个曾经的“自己人”，因为之前的背叛和如今的落魄，再次成了鲍玉佳的出气筒。在一次狭路相逢中，鲍玉佳带着张帅帅等人，又将曹荣荣堵在巷子里一顿暴打，骂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废物”，打得曹荣荣旧伤未愈又添新伤，躺在地上半天起不来。鲍玉佳以此向手下，也向暗中观察的孙鹏飞示威，展示他依然掌控着暴力，不可或缺。
伍华权和付书云也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过错（比如传递消息不够及时，或者看起来“不够机灵”），遭到了鲍玉佳和张帅帅的拳脚相加。鲍玉佳用这种内部暴力维系着他扭曲的权威，同时也将这个本就松散的联盟弄得人心惶惶，底层人员如武京伟、梁露等人更是噤若寒蝉，敢怒不敢言。
而孙鹏飞，虽然对鲍玉佳的鲁莽不满，但眼下“安平里”项目进入关键阶段，他需要鲍玉佳这股威慑力量存在，至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他只能暂时隐忍，同时加紧通过陶成文和沈舟，推进“文”的一手。
然而，“安平里”小区的居民，在经历了破门事件后，反抗的意志被点燃了。以那位老教师和几位有正义感的年轻人为核心，他们开始秘密串联，收集鲍玉佳等人骚扰、威胁的证据，并尝试联系更有影响力的媒体和律师。他们不再是被动地恐惧，而是开始有组织地寻求外界的帮助和法律的支持。魏超（Vcd）派去的“线人”反馈回来的信息越来越消极，甚至有人开始反过来向居民透露魏超等人的动向。
更让孙鹏飞不安的是，他隐约感觉到，似乎有一股不同于居民自发抵抗的力量在暗中关注着“安平里”的事态。一些往常对他那些“报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部门，态度开始变得暧昧和审慎。他试图通过林奉超、付书云等人去打探，却得不到确切的消息。这种不确定性，让他感到了久违的危机感。
就在这内忧外患加剧的时刻，那个被打成重伤、流浪多日的马强，拖着残破的身躯，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勇敢”也最愚蠢的决定——他真的要“举报”了。
他没有选择去正规的公安机关，或许是因为恐惧，或许是因为他底层混混的思维惯性。他居然跑到了镇政府门口，趁着工作人员下班，拉着一个看似管事的、刚出门的人，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地哭诉起来，说孙鹏飞、鲍玉佳如何打他，如何在“安平里”小区逼人搬家，如何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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