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能源管控制度上，各政权虽弱化了“中央垄断”，却强化了“军事优先”的管控原则。各国均设立专门机构（如曹魏的“司金都尉”、南朝宋的“冶官”），优先管控铁矿、盐井等核心能源资源，规定“凡铁矿、盐池，悉归军府，私采者斩”，确保能源优先供给军队；同时对民间能源使用加以限制，如北魏曾下令“农时禁伐林木，唯军需可采”，将有限的木材资源向军事倾斜。这种“重军轻民”的管控模式，虽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民生能源供给，却为政权在战乱中存续提供了支撑。
文化与典籍记录中，能源认知也多与“战乱存续”相关。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邺中（曹魏都城）有炭穴，深不可测，采炭以铸兵，火烈而铁精”，直观记录了北方用煤炭冶铁的场景；南朝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提及“盐之品甚多，吴盐（东吴海盐）、蜀盐（蜀汉井盐），各随土产，战乱中民以盐为货，易粮食”，反映出盐作为“战略能源”在乱世中的货币属性与民生价值。此外，这一时期的墓葬壁画（如山西大同北魏墓葬壁画）中，常出现“士兵砍伐木材”“工匠冶铸兵器”的场景，壁画中燃料堆（煤炭或木柴）的刻画，也成为当时能源利用的“图像佐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能源认知，虽因分裂失去了秦汉的“宏大统筹”，却在“乱世适配”中强化了“实用性”与“区域适配性”——它证明能源安全的内涵会随时代环境动态调整：大一统时追求“全国稳定供给”，分裂战乱时则以“区域自给、支撑存续”为核心。这种实践不仅为后世隋唐重建大一统能源管理体系提供了“区域经验”，更让“因地制宜开发能源”的理念得以传承，成为中国古代能源认知中重要的“乱世样本”。
而在隋唐之际，随着大一统帝国的重建与盛世局面的开启，能源认知与管理重回“中央统筹”轨道，并在秦汉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形成“服务盛世、多元开发、精细治理”的新特征，能源安全的内涵拓展至“支撑繁荣、技术突破、生态平衡”三个维度，成为维系大唐盛世运转的重要支柱。
制度层面，隋唐构建了更完善的“能源管控体系”，既强化中央对核心能源的掌控，又兼顾地方灵活性。隋朝沿用“盐铁官营”，在全国设“盐池总监”“铁冶监”，统一管理盐铁生产，同时开通大运河，将江南的木材、淮南的盐通过水运运往洛阳、长安，解决都城能源供给；到了唐代，进一步细化管理机制，设立“司农寺”统筹全国山林资源，“太府寺”管控盐铁运输与销售，还在产煤区（如河东、河北）设“炭使”，专门负责煤炭开采与调配——据《唐六典》记载，唐代“凡天下炭矿，皆令官采，岁输长安百万石，以充宫掖、百官及军旅之用”，这种“分品类、分区域”的精细化管控，既保障了中央对能源的主导权，又能通过“官督民采”的模式调动民间力量，弥补官营产能不足。
技术层面，隋唐的能源利用实现了“多元化突破”，煤炭、水力、石油（古称“石脂水”）等能源的开发与应用达到新高度。冶铁领域，唐代在汉代水排基础上改进出“水力连机碓”，可同时驱动鼓风、舂矿、冶铸，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河南巩义唐代冶铁遗址中，发现多组水力驱动设备遗存，印证了“以水力代人力”的技术普及；煤炭利用范围进一步扩大，除冶铁外，还进入民生领域——长安、洛阳等大城市的宫廷、贵族宅邸甚至普通茶馆，均使用煤炭取暖、煮茶，《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河东道“岁贡炭十万斤”，可见煤炭已成为都城重要的民生能源；更值得关注的是，唐代对石油的认知与利用有了突破，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高奴县（今陕西延安）石脂水，水腻，浮水上如漆，采以膏车及燃灯，极明”，虽未大规模应用，但已开启对新型能源的探索，为后世能源多元化提供了思路。
在能源与盛世繁荣的绑定上，隋唐的能源开发直接支撑了手工业、商业与城市发展。唐代丝织业中心长安、扬州，依赖煤炭与木材提供的稳定能源，实现“昼夜织造”，仅长安就有“织锦坊数十处，每坊需炭日百石”；陶瓷业的“南青北白”格局（越窑青瓷、邢窑白瓷），也依托窑址周边的木材资源，通过改进窑温控制技术（如“龙窑”设计）提升瓷器品质；城市发展方面，长安作为当时世界最大城市，人口百万，其取暖、照明、排水等需求均依赖能源支撑——宫廷用煤炭、贵族用木炭、平民用柴薪，形成层次分明的能源消费体系，而大运河运来的南方木材与盐，更是长安维持繁荣的“能源生命线”。
能源可持续治理也在唐代走向成熟，形成“开发与保护并重”的系统策略。唐代延续“禁伐期”制度，规定“春二月、夏四月，毋得伐木”，同时设立“虞衡署”，负责山林补种——《通典》记载唐代“每伐一树，必补栽二株，确保薪柴永续”；在水资源管理上，唐代完善“渠堰使”制度，对水力资源进行统一规划，避免因过度修建水碓、水车导致河流枯竭，既保障手工业用水力需求，又维护农业灌溉，实现“一水多用、生态平衡”。这种兼顾开发与保护的理念，让隋唐在能源消耗激增的情况下，仍能维持自然资源的相对稳定，为盛世延续提供了生态支撑。
典籍与文化记录中，能源认知也充满“盛世气息”。唐代杜佑《通典》详细记载了盐铁、煤炭的管理机制与产量，成为研究古代能源制度的重要文献；白居易《卖炭翁》中“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虽反映民生疾苦，却也直观展现了唐代煤炭开采与流通的场景；唐代墓葬壁画（如陕西乾陵永泰公主墓壁画）中，“宫女执炭盆”“工匠煮盐”的画面，生动呈现了能源在宫廷与民生中的应用。此外，唐代诗歌中也常提及能源，如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暗含冬季能源（炭）分配不均的社会问题，从侧面印证能源与社会稳定的紧密关联。
隋唐之际的能源认知与实践，核心是“以能源支撑盛世”——通过完善的制度保障供给，通过技术创新拓展能源品类，通过精细治理平衡开发与生态。这种将能源安全与帝国繁荣深度绑定的模式，不仅支撑了隋唐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与国际地位，更将中国古代能源认知推向“多元、精细、可持续”的成熟阶段，为后世宋明时期的能源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政权更迭频繁、疆域割据细碎，能源认知与管理再次脱离隋唐盛世的“精细统筹”，回归到“极端实用、适配短期存续”的乱世逻辑——能源开发不再追求“多元与可持续”，而是以“快速获取、支撑军事”为唯一核心，在碎片化的区域格局中，形成“小国寡民式”的能源安全实践。
在能源开发的“短视化”特征上，各割据政权为争夺生存空间，普遍采取“竭泽而渔”的资源获取方式。后梁、后唐等北方政权占据河东、河北煤炭资源，为快速铸造兵器，放弃唐代“官督民采”的有序模式，转而强制征调民夫“昼夜开矿”，甚至“毁林开矿”以扩大煤炭开采规模，导致河北部分区域“山林尽伐，煤炭外露，遇雨则泥潦堵塞矿道”，虽短期内提升了燃料供给，却破坏了长期资源基础；南方的吴越、南唐等政权则依赖长江流域的木材与海盐，为支撑水军建设，大规模砍伐沿江林木打造战船，《十国春秋·吴越世家》记载钱镠“岁伐江木数千章，造楼船百艘，以拒吴人”，过度砍伐导致部分河段“岸无草木，水蚀堤岸”，间接引发洪涝灾害。这种“只重当下、不顾长远”的开发，成为五代十国能源利用的典型特征。
技术层面，因战乱持续时间长、政权存续短，能源技术多以“传承为主、鲜有突破”，且呈现“区域断层”现象。北方冶铁仍沿用唐代“短焰炉”技术，但因工匠流失、原料短缺，冶炼温度与效率较唐代大幅下降，所铸兵器“质脆易折”；南方虽保留水力舂矿技术，却因缺乏统一规划，各政权在河流上无序修建水碓，导致“上游截水，下游断流”，水力资源浪费严重。唯一的技术调整，是为适配“快速补给”需求，北方工匠简化煤炭筛选流程，直接使用“混合煤”冶炼，虽降低了燃料纯度，却缩短了制备时间，能更快为军队提供装备——这种“牺牲质量换速度”的调整，正是乱世能源技术的无奈选择。
能源管控制度上，各政权彻底摒弃“中央统筹”，实行“军管垄断”，将能源资源完全纳入军事管控。后晋设立“炭铁都监”，由武将直接管辖煤炭、铁矿开采，规定“凡采炭、冶铁者，皆隶军籍，不得私售”，所有能源产品优先供给军队，民间只能使用“军余废料”（如碎炭、废铁）；南唐则在海盐产区设“盐军”，士兵既负责盐业生产，又管控运输，严禁民间私贩，《南唐书·食货志》记载“盐军沿岸设卡，凡私盐过卡者，立斩无赦”。这种“以军管能”的模式，虽能在短期内集中能源支撑战争，却严重挤压民生能源空间，导致民间“薪炭昂贵，冬日多有冻死者”。
文化与典籍记录中，能源认知多与“战乱疾苦”相关，且记载零散。后唐宰相冯道所着《河间集》中，偶有“河东炭少，军士寒甚，乃拆民房为薪”的记载，反映北方能源短缺与民生困境；南方吴越的《咸淳临安志》引五代旧籍，提及“钱塘江边，木柴堆积如山，皆为造舰所用，民取一薪，需纳钱百文”，展现能源垄断下的民间生存状态。此外，这一时期的墓葬出土文物中，少见精致的能源相关器物，仅见简陋的“小铁刀”“粗陶罐”，侧面印证能源利用的粗糙与短缺——因能源优先供给军事，民生领域的能源消耗被压缩到最低限度。
五代十国时期的能源认知，是中国古代能源发展的“短暂倒退期”：它抛弃了隋唐的多元开发与可持续理念，也未形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对有序的区域自给，而是陷入“短期掠夺式”的恶性循环。但这种极端乱世下的实践，也从反面印证了“稳定政权与能源安全”的关联——只有当政权统一、社会稳定时，能源认知才能向“多元、精细、可持续”演进；而战乱分裂，只会让能源利用回归到“生存本能”的原始状态。这一教训，也为北宋重建大一统能源管理体系提供了“反面参照”，推动后世更重视能源开发与政权稳定、民生需求的平衡。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政权并立与民族交融的复杂格局，让能源认知与管理跳出“大一统-分裂”的二元循环，形成“多元并存、互鉴融合”的独特形态——不同民族政权基于自身资源禀赋与治理需求，发展出差异化的能源利用模式，又在战争与贸易中相互借鉴，共同推动能源安全内涵向“跨区域互补、技术融合、民族适配”拓展。
宋代：农耕文明下的能源精细化与商业化
作为中原地区的主导政权，宋代能源认知延续隋唐“多元开发”理念，更侧重“效率提升与民生适配”，形成以“煤炭普及、水力创新、商业运作”为核心的能源体系。
-煤炭的规模化应用：宋代北方因木材短缺，煤炭（时称“石炭”）成为核心能源，不仅用于冶铁、制瓷，更全面进入民生领域。东京（今开封）城内“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燃薪者”（《鸡肋编》），官府甚至设立“石炭场”统一管理开采与销售；冶铁领域，宋代发明“竖式高炉”，以煤炭为燃料，配合“双风箱”鼓风，炉温可达1350℃，能冶炼出高纯度生铁，支撑铁器产量激增——仅河北邢州冶铁作坊，年产铁器就达百万斤，既满足农耕需求（如曲辕犁、水车），又为军事提供大量兵器。
-水力技术的极致创新：宋代将水力利用推向顶峰，发明“水转大纺车”“水转连机碓”等设备，在江南地区形成“沿河设碓、依水置坊”的能源布局。如江西景德镇瓷窑，用“水力碓”粉碎瓷土，“水力窑”控制窑温，大幅提升瓷器生产效率；福建、浙江等地的盐场，通过“水力淋卤”技术替代人工，缩短食盐制作周期，这种“以水代力”的创新，让水力成为支撑手工业商业化的关键能源。
-能源管理的商业化转型：宋代打破“官营垄断”，允许民间参与煤炭、铁矿开采，通过“官监民采”收取税利。如山西煤矿“皆民间自采，官收其税”，商人通过运河将煤炭运往南方，形成“北炭南运”的贸易线路；盐业则推行“钞盐法”，商人凭官府发放的“盐钞”可跨区域贩盐，能源贸易的繁荣，让能源从“战略物资”转向“商品资源”，成为宋代商品经济发达的重要支撑。
辽、夏、金：游牧/半游牧政权的能源适配性实践
辽（契丹）、西夏（党项）、金（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虽以游牧经济为主，却结合中原技术与自身环境，发展出“因地制宜”的能源模式：
-辽代：草原与农耕的能源互补：辽占据燕云十六州后，既保留草原“薪柴取暖、畜力驱动”的传统，又借鉴宋代煤炭技术，在大同、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周边开采煤炭，用于宫殿取暖与兵器铸造；同时利用草原风力资源，发明“风力磨”加工粮食，成为北方游牧政权利用新型能源的早期尝试。
-西夏：绿洲资源的集约利用：西夏地处西北干旱区，木材与水资源稀缺，因此格外注重能源“集约利用”。冶铁时采用“木炭-煤炭混合燃烧”，减少燃料消耗；农业上推广“坎儿井”，将地下水引入灌溉系统，同时用“水力筒车”提水，实现“一水两用”（灌溉与能源）；盐铁管理则效仿宋代“官营+民采”，在灵州（今宁夏吴忠）设立盐铁司，管控池盐与铁矿，支撑政权财政。
-金代：对中原能源技术的吸收与改造：金灭北宋后，全面继承宋代煤炭与冶铁技术，在河东、山东扩大煤矿开采，甚至将煤炭用于皇宫供暖（《金史·舆服志》记载“宫殿设暖炕，以石炭供暖”）；同时改进宋代水力设备，在黄河流域修建“水力磨坊”，满足粮食加工需求，这种“吸收-改造”的模式，让金代能源利用水平快速接近中原政权。
元代：大一统下的能源跨区域整合与拓展
元代统一中国后，打破此前政权并立的能源壁垒，构建“跨区域调配、多民族融合”的能源管理体系，能源安全内涵首次覆盖“全国性资源统筹与海外能源关联”。
-全国能源网络的构建：元代依托大运河与驿站系统，建立“北煤南运、西盐东输”的调配网络——将山西、河北的煤炭经运河运往江南，解决临安（今杭州）、扬州等城市的能源短缺；将新疆、宁夏的池盐通过驿站运往中原，补充海盐供给不足。同时在全国设“广惠司”，统筹山林、煤炭资源，延续宋代“官监民采”制度，兼顾效率与民生。
-新型能源的探索与应用：元代对石油（时称“石脑油”）的利用进一步突破，《元一统志》记载“延长县（今陕西延安）有石油井，岁采百石，用于点灯、润滑”；更值得关注的是，元代从阿拉伯引入“蒸馏法”，提取石油中的轻质成分，用于军事火攻（如“猛火油柜”），开启能源在军事领域的新应用。
-能源技术的民族融合：元代将蒙古草原的“畜力驱动”与中原的“水力、煤炭技术”结合，在北方发明“畜力磨煤装置”，提高煤炭粉碎效率；在南方保留宋代“水转纺车”，同时引入波斯“齿轮传动”技术，提升能源利用精度。这种多民族技术融合，让元代能源体系兼具“草原的粗犷实用”与“中原的精细高效”。
典籍与文化中的能源认知
这一时期的典籍与艺术作品，生动记录了能源的多元形态：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详细记载“石炭致用”的场景，称“石炭烟亦大，墨人衣。予戏为《延州诗》云：‘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未老，石烟多似洛阳尘’”；元代王祯《农书》系统总结水力机械，绘制“水转大纺车”“水转连机碓”图谱，成为能源技术的重要文献；此外，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东京城内“炭铺”“铁匠铺”的刻画，元代永乐宫壁画中“煮盐工匠”的形象，均直观展现了能源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
辽宋夏金元时期的能源认知，核心是“多元融合与跨域统筹”——中原政权的精细化、商业化，少数民族政权的适配性、实用性，在元代大一统中实现整合，既突破了此前“区域自给”的局限，又为明清能源体系奠定“全国统筹+技术融合”的基础，更让能源安全与“民族交融、跨区域贸易”深度绑定，成为中国古代能源发展史上的“融合转型期”。
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巩固、商品经济的繁荣与人口激增，能源认知与管理在辽宋夏金元“融合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体系化、规模化与矛盾化”——既通过制度完善与技术改良实现能源供给的扩容，支撑起明清盛世的运转，又因人口压力、资源分布失衡与技术瓶颈，逐渐暴露出“开发过度与可持续性失衡”的问题，能源安全内涵拓展至“供需平衡、危机应对、技术守成”的新维度。
明代：承古开新的能源体系构建
明代作为汉族政权重建的大一统王朝，继承元代“全国统筹”理念，同时结合自身需求，在能源开发、管控与技术应用上形成“重民生、强管控、拓品类”的特点。
-核心能源的规模化开发与调配：明代将煤炭定为“国用大宗”，北方产煤区（山西、河北、山东）开采规模远超前代，仅山西大同煤矿“岁产石炭千万石，输往京师及江南”（《明会典》）。为解决都城北京的能源需求，明代开通“煤炭运输专线”，通过运河与陆路将山西、河北煤炭运往北京，设立“煤厂”统一存储调度；南方虽煤炭资源较少，但通过“北炭南运”与本地木材互补，支撑江南手工业（如棉纺织、制瓷）的繁荣——景德镇瓷窑“每日需炭数万斤”，除本地木材外，还依赖从北方转运的煤炭，形成“南北能源互补”格局。
-水力技术的普及与民生适配：明代延续宋代水力利用传统，将“水转大纺车”“水碓”等设备推广至全国，尤其在江南棉纺织业中，“沿运河设水碓百所，昼夜加工棉花，供苏州、松江织户之用”（《天工开物》）；同时，明代改进灌溉用“龙骨水车”，用人力或畜力驱动，在南方稻作区普及，既解决农田灌溉需求，又减少对水力的依赖，实现“能源利用与民生需求”的深度绑定。
-能源管控制度的完善与矛盾：明代初期推行“盐铁官营”，在全国设“盐运司”（如两淮、两浙盐运司）与“铁冶所”（如遵化铁冶所），垄断核心能源生产；中期后因官营效率低下，逐渐放开民间开采，实行“官督民采、按税分成”——山西煤矿“民采者十之七八，官收其税，充边饷”，既激活民间活力，又为边防提供财政支持。但管控矛盾也随之凸显：一方面，为保障民生，明代严禁“私占煤山、哄抬煤价”，颁布《禁私开煤窑令》；另一方面，为支撑军事，又强制征调煤炭、铁器运往边关，导致部分地区“民用煤荒，冬日冻死者众”，暴露“军事需求与民生供给”的失衡。
-新型能源的初步探索：明代对石油、天然气的认知有了新突破。《蜀中广记》记载四川自贡“有火井，深数十丈，以竹引火，可煮盐”，即利用天然气煮盐，大幅降低木材消耗；《天工开物》也提及“石脑油（石油）可涂舟、防腐”，虽未大规模应用，但已形成“因地制宜利用新型能源”的认知，为后世积累经验。
清代：盛世背后的能源困境与调整
清代前期（康雍乾盛世）依托人口增长与疆域扩张，能源开发规模达到古代顶峰，但后期因资源枯竭、技术停滞与社会动荡，能源体系逐渐陷入困境，呈现“盛极而衰”的特征。
-能源开发的极致扩张与资源压力：清代人口从清初的数千万增至清末的四亿，能源需求激增，煤炭开采规模远超明代——山西、河北煤矿“矿洞密布，矿工数十万”，仅河北开滦煤矿“日产煤数千吨，供京师、天津之用”；木材方面，为满足建筑、造船与民生需求，清代大规模砍伐东北、西南原始森林，导致“东北黑松林尽伐，西南峨眉山无古木”（《清实录》），资源过度开发的问题日益凸显，北方多地出现“煤荒”“木荒”，能源供给从“充足”转向“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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