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恕痛饮了几杯，走到桌前，拿过一张纸，又取过笔墨来，一面在纸上飞快地书写，一面说道，
“御史知道，咱们现下一年的税收近七千万贯，靠着两税法，能收两千余万贯，其余的全是商税，都是靠商人经商收上来的。这当中，约两成都来自两浙路。但即便税收如此，仍抵不过三司要支付的各项开支费用，且七千万贯税钱是养不活这一大家子的。地方转运使便勒令商家，让他们以官方折变价向百姓采购货物，中间的差价，便可以拿来填补。如御史所想，这不仅仅发生在两浙，各州路府都有这样的事，不然，一年近七、八千万贯的税钱，从何处来？三司凭空是变不出钱的，最后，还是要从百姓和商家身上出。”
“因着这事，我们也同孔目官、盐铁官、商税案前行和后行官争吵过多次，但都无疾而终，说到底，我们不过是底层吏人，小人物罢了，人微言轻，即便有心要做事，也无人肯给这个机会。日子久了，我们的心也渐渐凉了。”
他不由得连声叹气，苦笑道，“不怕御史笑话，我才不到三十岁，竟也心如槁木，本以为十年寒窗，一朝中举为官，便可施展一番抱负，竟不想是这样！我们不想做这种磨勘，更不愿日日都泡在这种污糟烂账里，可是又有什么法子，我也有父母妻儿，也有一家人要养，我若不做，家里人就要饿肚子。说不得，最后还不是要低了头，认命罢了。”
陈恕告诉他，三司账务事的弊端，上到三司使，下到各司的吏人，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但有什么办法呢？这事情大家都晓得不对，但谁来捅这个马蜂窝？这里面牵扯了太多人的利益，保不齐还有皇室，谁又敢说半个不字？”
陈恕苦笑，“敢仗义直言的，怕不是都死的死，贬的贬，留下我们这些，即便有心做事，也无力回天了。我们再有抱负，没有机会，如今也只能是苦熬着。且不说，现在还有一家老小要养活，更不敢由着性子来了。”
包拯摆了摆手，“先不要急着诉苦，且将眼前这桩事情说明白了。大家若真有抱负，不论何时何地，都是一样有机会施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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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恕点点头，又回到了他们查的账。
他以杭州为例，说明了一个事实，
“杭州的商税是八万两千一百七十三贯，单丝织品一类的夏税是绢九万五千八百三十一匹、绸四千四百八十六匹、绫五千三百三十四匹、绵五万四千两。这是明面上的，私下里，商户和百姓们又要额外多拿出近三成的货物，一半为了凑齐三司给地方的税额，另一半，多半是被市舶司和转运使司私吞了。”
包拯仔细想了想，又问道，“你们又是如何得知，三司给地方州府官提高税额，又私令他们以货抵账？而转运使司私下里私吞货物的事，你们又是从哪里知道的？”
陈恕苦笑一声，“御史忘了，我们身为吏人，有磨勘、记录之责。三司提高税额的事，从账面上就可以看出来，您想，这一州路府的土地是有限的，怎地凭空多了几十万贯银钱，土地却不曾多出半分？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粮么？这其中定是税款折变的缘故。至于转运使司，便如方才所说，他们以官方交引文据为凭，以官方的名义，借商家的手，货物却不曾上交三司，这便是明摆着的官货私运。”
包拯听了，追问道，“你们可有查清，两浙路的交引凭据和实际交上来的货物数额，这中间差额是多少？”
陈恕拿过一本册子，上面是几月来众吏人的清算记录，只见他翻开其中一页，回答道，
“仅庆历初年到庆历四年，杭州市舶司一年的税收约是五十四万贯，报上来的货物折损率竟高达三成，但其中货物记载均有出入，御史给的几份账册上，均是珍珠犀角香药等细色货，而市舶司报给转运使司和三司的记录，则是玳瑁苏木等粗色货。若是以御史的记录为证，再扣除两者的差价，则一年下来应有十余万贯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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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听了半日，有些生气，他本来身形宽厚，体格略胖些，此时更气得满面通红，怒目圆睁，头发胡子都竖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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