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军主力已如尖刀般刺入赵州平原时,卢象升仍在真定府城内调兵遣将。
这种战略误判,在贾庄之战中达到顶点。卢象升亲率五千精锐出真定,却在贾庄遭遇清军主力。
清军以“口袋阵”将明军围困,利用地形优势发起连续冲锋。卢象升虽率部死战,终因兵力悬殊而全军覆没。这位曾威震九边的总督,最终战死沙场,其尸体被清军割去首级,悬挂于真定府城楼示众。
这场持续月余的劫掠,暴露了明军战略判断的致命失误。清军通过“分兵合击”战术,成功将明军主力牵制在真定府城,而另一路清军则如入无人之境般横扫赵州平原。
这种战术的成功,源于清军对明军情报系统的精准掌握,(多是汉奸的功劳,其中一些大商,具体是哪些,就不具体去说了,了解这段历史的都知道,不说是免得被和谐)。
从军事角度看,清军展示了惊人的机动性与组织力。岳托主力在井陉口的牵制,与另一路清军在赵州平原的劫掠,形成完美配合。而明军则因战略判断失误,导致卢象升部被孤立,最终全军覆没。
从历史影响看,这场战役成为明末战争的重要转折点。清军通过真定之战,成功将战火引向明军腹地,为后续入关作战积累了宝贵经验。而卢象升的殉国,则标志着明军防线的全面崩溃。
当我们在历史长河中回望这场战役,不仅要铭记卢象升的悲壮,更要反思战略判断的重要性。在冷兵器时代,情报的精准与战术的灵活,往往决定着战争的胜负。真定之战的惨痛教训,至今仍为军事课堂教案之一。
一月十日,右翼清军前锋抵行唐城西扎营,“虏贼自北来扎营于城西”,呈合围之势。城中无正印官,冯登獒远在灵寿,吏民惶惧,守备涣散。
十一日黎明,清军主力至,四面急攻,“大势达子俱至,四面围攻”。时城防空虚:城垛高耸,箭帘遮蔽视线,火炮未及运上城垣;守城兵勇不足,民心崩乱。至巳时,清军架云梯自东北角攀城,“呐喊杀人,即刻城破”。守军虽偶有抵抗,然寡不敌众,城防瞬溃。
城破时,原任典史张茂收、教谕解炫、巡检刘国柱等均战死,“尸骸俱收殓”。现任典史李光先被掳,存亡未卜;训导赵玳年迈幸免,仓皇藏印。县衙无人主事,官印被冯登獒携至灵寿,后由新任知县刘培基张榜寻回。
乡官周氏一门尤惨:参将周甘雨、同知周霖雨、州同周时雨、千总周藁雨、武举赵杰、操官林玉德、生员周链等二十三名士绅皆殉城,或巷战而亡,或自尽明志,阖门忠烈
清军破城后,屠戮纵火三日,直至十一月十三日卯时方拔营南去。其惨状据情报记载。
城内良民如石清等两千余人被杀,“男妇女孩或投井或自缢或被杀死,惨不胜言”;四乡百姓被杀掳者逾两万三千人,逃回者仅十之一二,余者“死亡流落者十之八九”。遇害者中,周氏家族尤甚,老幼妇孺皆不免
县衙、官舍、民居尽焚,“南门至北门、东门、西门四大街民房尽为灰烬而无根片瓦”,唯余小西街数十间民房及文庙、察院等残筑。四门城楼俱焚,城垛尽拆,库银劫掠一空,粮仓虽开而未毁
清军搜刮三日,马匹、牛羊、衣物、财货抢掠一空,狱囚或杀或释,文卷焚毁。官库“先劫后焚”,民间积储扫荡殆尽。
此屠城之酷,较同期陷落的蠡县“焚杀甚惨”、望都“全城被屠”尤烈,折射明末华北边患之深重。
行唐陷落,暴露吏治溃烂。无极知县赵之鼎弃城逃遁,后以“弃城致大辟”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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