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李时愿，或者说，我曾经是李时愿。
如今栖息在这具属于“李时愿”的、来自二十一世纪的年轻身体里的，是一个来自七十年代年代、饱经风霜、最终惨淡收场的残魂。
这段经历太过离奇，即便亲身经历，也时常觉得恍若大梦一场。
趁着记忆还未完全被时间的尘埃覆盖，我想记录下这一切，不为他人知晓，只为自己那漂泊无依的灵魂，寻一个倾诉的出口。
我的故事，开始于大连那个海风咸涩的军区大院。
记忆的起点，是温暖的，带着阳光和海水的味道。
我的父母都是军人，父亲挺拔如山，母亲温柔似水。
在那个物资不算丰裕的年代，我是大院里的孩子王。
穿着小军装，口袋里总有父亲给的、别家孩子稀罕的水果糖，听着母亲哼唱的军旅歌曲入眠。
那短短的四年，是我漫长而灰暗的人生中，唯一一段色彩明丽、无忧无虑的时光。
我以为日子会永远这样下去，直到我长大，像父亲一样穿上军装，保家卫国。
然而，命运在我四岁那年，露出了它狰狞的爪牙。
一次突如其来的意外，带走了我的父母。
具体的细节，大人们从不肯对我细说，我只记得家里忽然来了很多穿着军装、神色凝重的叔叔阿姨。
记得原本整洁的家变得一片素缟，记得父亲和母亲那件挂着的军装，再也等不到它的主人。
我被巨大的、无法理解的悲伤和恐惧笼罩，像一只被遗弃在暴风雨中的幼兽。
紧接着，舅舅一家来了。
他们从外地赶来，哭天抢地，表现得比谁都悲痛。
姥姥搂着我，一遍遍地说，“我苦命的孩子，以后就跟姥姥、舅舅过，我们疼你。”
那时的我，懵懂无知，在他们看似真诚的眼泪和承诺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我记得，父母牺牲后，一位肩章上有星星的叔叔，后来我知道那是我的小叔来过，想要接我走。
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怜惜和坚定。
可当时，舅舅和姥姥在我耳边不断地说，“你那小叔小婶，自己都有孩子，哪会真心对你好，接你过去就是图你爸妈留下的那点东西，过去了要吃苦头的……”
恐惧和先入为主的偏见，让我在那个小叔向我伸出手时，惊恐地躲到了姥姥身后，死活不肯跟他走。
比起没有见过的小叔和小婶，每年都要见一两次，并且对我极好的姥姥和舅舅显然更值得信任一些。
然而这一步却让我踏入了深渊。
离开大连，我跟着舅舅一家回到了他们位于北方小城的老家。
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噩梦开始了。
父母用生命换来的、那笔不算菲薄的抚恤金，很快就被舅舅们以“替你保管”、“给你交学费”、“家里困难先借用”等名目，瓜分得一干二净。
温暖的承诺变成了冰冷的现实。
我从一个备受宠爱的军干子弟，变成了这个家庭里最多余、最不受待见的存在。
饭桌上，好菜永远轮不到我，能吃饱残羹冷炙已是幸运。
衣服永远是表哥们穿旧、穿破的，补丁摞补丁，冬天冻得瑟瑟发抖。
家务活却总是我的，稍有懈怠，迎接我的就是舅母尖刻的辱骂和舅舅毫不留情的巴掌。
“丧门星”、“吃白食的”、“克死爹妈”……这些恶毒的词语，成了我童年最熟悉的背景音。
而舅舅家的表哥表姐们却和我是截然不同的生活。
表哥表姐们甚至是表弟表妹们每年都有很多新衣服，衣服都没有补丁，还有各种各样的玩具和发卡，被子永远都是暖和的，还能天天吃鸡蛋。
姥姥姥爷起初还会说几句，但久而久之，在儿子媳妇的抱怨和生活的琐碎中，他们也沉默了，看我的眼神只剩下麻木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愧疚。
看到我挨打，因为我是烈士子女，居委会的人一开始还会上面教育舅舅们。
但人一走我就会迎来更狠的毒打，打的还是不能看到的地方，打完就被绑着关在杂物间里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见不得光亮。
不过自那以后我挨打的次数少了，因为打了居委会就会上门，对舅舅舅妈们的工作也有影响。
所以舅舅舅妈们很少打我了，主要是挨骂和没吃的喝的。
我慢慢的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隐忍，学会了在夜深人静时，捂着饿得发痛的肚子，躲在破旧的被子里，无声地流泪。
一遍遍回忆着大连的海风，父母温暖的怀抱。
那点微弱的记忆，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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