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朱舍里部到此时才想到寻求上杉家来获得茶叶，是因为眼下的叶赫部与哈达部之间暂时结束了刀兵相见的局面。
祝孔革的后代始终没有忘记当年与哈达部的仇恨。祝孔革生有二子：长子台杵，次子台坦柱。
当年，台杵为报父仇，于嘉靖三十七年（扶桑永禄元年）起兵与哈达部进行争锋，但在柴合堡一战中被王台击败杀死。叶赫部跌进最低谷。
台杵有六子，但多为酒囊饭袋之徒，毫无建树，但台坦柱所生三子却出人头地，其中二子便是逞迦奴、仰迦奴（清佳努、杨吉努，明人并称其“叶赫二奴”）。
仰加奴也就是清朝第一位追封皇后号的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孟古的父亲。他本来是蒙古人，姓土默特氏，后来带兵灭掉纳喇部落后占据了他们的土地，于是就以地为姓。后来迁移到叶赫河岸，于是又以叶赫为姓。
二奴的始祖是星根达尔汉，他生席尔克明噶图，席尔克明噶图又生齐尔噶尼。正德初年，齐尔噶尼数次带兵侵扰明朝边关，缕为边患，后来被明军在开原斩杀。正德八年（扶桑永正十年，1513年），他的儿子褚孔格纠结加哈数次寇扰，之后接受明朝招抚，成为羁糜官员。
褚孔格的儿子是太杵。太杵又生了两个儿子，就是二奴了。长子清佳砮（逞加奴）；次即杨吉砮（仰加奴），这两人是诸部中最为强大的，因此“能抚诸部”。
逞迦奴、仰迦奴兄弟二人建立了叶赫东城和西城，逞迦奴就是东城贝勒，仰迦奴为西城贝勒。
也正是在“二奴”的带领下，叶赫部开始强大。
起初，由于看到哈达部王台强悍，逞迦奴让自己的妹妹温姐嫁给王台，同时又让弟弟仰迦奴向王台的女儿求婚，使叶赫部暂时结束了几代与哈达部对立的局面。同时，“二奴”还利用哈达部，迅速扫平了原首领台杵六子的势力，逐渐把持了叶赫部大权。
面对迅速崛起的叶赫部，曾经不可一世的王台反过来开始拉拢叶赫部，同意把女儿许配给仰迦奴。仰迦奴表面答应了婚事，但在迎接王台女儿之前却另娶了蒙古哈屯恍惚太（蒙古科尔沁部贝勒）之女，这令王台感到无比难堪。
再加上，女真诸部与大明之间的矛盾愈发激化，女真诸部之间“强欺弱，多暴少”的吞并战更是愈演愈烈。
早在十四世纪中期，黑龙江、松花江中下游一带女真诸部之间就开始频繁的互相侵略、兼并。
女真作为一个以狩猎经济为主的民族，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迁徙也是异常频繁。
明代女真诸部的南迁，情况各有不同，迁入地不尽一致，但均形成先进民族与后进民族比肩并立的局面，在经济关系上，出现了先进民族手工业品与后进部族猎产品的交换。这就决定了这个时期女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不稳定性和依附性。但也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落后的女真部族，在短期内，借助于先进民族社会生产力，通过与先进民族交易，使其猎产品商品化，内部货币经济开始活跃，通过特殊的途径将自己引入部族联盟时期。
明初女真部族的经济，是在元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元代女真经济发展的典型特点是不平衡。在元政府推动下，部分“女直”以农业生产为主；水达达部已有农业生产，并已出现了阶级分化，但基本生活在氏族制度下；吾者野人的社会可能是父系氏族社会；乞列迷和骨嵬尚处在母系氏族发展阶段。
可见，除“女直”部受汉族影响较大，其他部分的女真人生产方式较为落后，仍以渔猎经济为主。这与他们人口少、土地广阔的生存环境相一致。
所以，元代女真人口中，不同的部族，对于农业、狩猎、捕鱼，各有侧重，最高水平是农猎兼营，多数部族从事渔猎生产。
明代女真南迁后，离开本民族原住地，进入经济先进的朝鲜和汉区，便于狩猎、采集的场地相对减少。以狩猎、采集、放牧为主，兼营农业的生产结构，转变为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采集和放牧的生产结构。
明代女真诸部的经济发展出现错综复杂的情况，如果说元代女真诸部经济的特点是不平衡性，那么明代女真诸部经济发展的特点则具有过渡性，不稳定性和依赖性。
明代女真社会的农业生产与狩猎、采集、牧畜生产，是作为两大经济部门存在的。十四世纪末至十六世纪中叶，这两大部门的生产具有较为明显的过渡性质，即由狩猎、采集、牧畜生产为主，向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结构过渡。
据《明实录》记载，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辽东地区“民以猎为业，农作次之”，迤北女真地区，可想而知也是以射猎为主。
建州女真阿哈出、猛哥帖木儿南迁至朝鲜近地的初期，正是处于这样的生产阶段。他们在朝鲜的影响下，农业获得初步发展，但整体上还处于由狩猎、采集和牧畜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过渡阶段。这种过渡性质，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发展的不平衡性方面。
部分女真人“不事耕稼，以渔猎为业。”明弘治九年（1496年），建州左右两卫中间的岐州卫，有八十余户，“不事农业”，到采集季节，竟“倾落采参、逾大岭布野”；部分女真部落“以猎兽为生，农业乃其余事”；还有的女真部族以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兼营狩猎、采集和牧畜生产，一旦收成欠佳，便又恢复旧业，“吉州叠入音失管下千户者安等十四户，男女并一百余人，节晚失农。每户一、二人欲往旧居处，捕鱼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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