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党员们急了，王磊从虞元国赶来，拍着桌子质问：“林晚！你忘了李怡同志怎么教你的？忘了朱同志是怎么拼下来的江山？”林晚却躲在朱佑杔身后，小声说：“我只是想让大家过得更好……”
朱佑杔掌权后，第一步就是撕毁社会主义合作协议。他关闭了计算机研究所，把设备卖给了明国的资本家；他拆分了钢铁厂和炼油厂，变成私人企业；他取消了草原合作社的补贴，说“市场要自由竞争”。
明国、越国的资本家蜂拥而至。虞国的纺织厂被改成了奢侈品代工厂，工人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工资却只够买半袋面粉；草原上的牧场被资本家承包，牧民们成了雇佣工，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靠着合作社的分红盖新房、供孩子上学。
有人反抗，却被朱佑杔贴上“破坏市场”的标签打压。当年跟着朱昭熙搞合作社的刘安，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他带着牧民去皇宫请愿，却被卫兵拦在门外。
老人对着宫门大喊：“朱同志当年不是这么说的！你们不能这么做！”回应他的，只有冰冷的铁门关上的声音。
更荒唐的是历史的篡改。
朱昭熙的墓碑前，原本刻着“社会主义事业开拓者”的碑文被凿掉，换成了“虞国开国皇帝，大明联邦第二位女性君主”。
教科书里再也不提她对抗制裁、建设草原的往事，只说她“打破传统，登基为帝”；李怡被描述成“权力欲极强的专制者”，她推动的科技革命，成了“为巩固统治的面子工程”。
街头巷尾开始出现印着朱昭熙头像的衬衫。资本家们把她的头像和武则天印在一起，标价很高，宣称是“纪念女性掌权的伟大时刻”，用来炒作“女权”概念。
年轻人穿着这样的衬衫逛街，讨论着“怎么才能当资本家”，没人知道，这个被他们当成“女权符号”的人，当年倡导的“平权”，是让工人能吃饱饭、牧民能有保障，不是让资本把“女性”变成商品。
虞元国的草原上，王磊看着电视里播放的“资本家成功学”节目，关掉了机器。车间里的机床早就换了新主人，新老板为了省钱，砍掉了安全防护装置，上个月已经有两个工人受伤。
他走到厂区的石碑前，抚摸着“不忘初心”四个字，指腹蹭过被雨水冲刷得模糊的刻痕，突然老泪纵横。
远处，一个牧民的孩子拿着印有朱昭熙头像的卡片，问妈妈：“这个人是谁呀？”妈妈愣了愣，想起自己小时候，奶奶说过“有个朱同志让咱们住上了砖瓦房”，可现在电视里都说她是“皇帝”。
她摇了摇头，把孩子的卡片拿走：“别玩了，赶紧去放牛羊，不然明天老板要扣钱了。”
风又吹过草原，卷起枯黄的草叶，像是在叹息。曾经飘扬在钢铁厂上空的红旗，早就换成了私人企业的logo；学堂里的孩子，再也听不到“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朱昭熙和李怡用一生守护的日子，渐渐变成了老人们口中“模糊的往事”。
仿佛那场跨越几十年的奋斗从未存在过，仿佛那些关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承诺从未说过，仿佛社会主义的火种，只是一阵被风吹散的尘埃。
最终只剩下一个被资本异化的符号，挂在商场的橱窗里，印在年轻人的衬衫上，在喧嚣的资本主义浪潮里，失去了所有原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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