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俯瞰城市：“过程或许会有些……阵痛，但结果是好的。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你想想你儿子，难道你希望他一辈子活在底层，像你一样，为了点微薄薪水看人脸色？跟着我干，不仅能解决你的经济问题，将来你儿子上学、就业，我都能‘关照’。反之……”
他没有说下去，但那股冰冷的压力再次弥漫开来。陶成文适时地在一旁帮腔：“老黄，孙老板这是看得起你！多少人想攀都攀不上呢！你那个校工的工作，能有什么前途？能给你儿子买学区房吗？能让他上最好的学校吗？”
儿子，又是儿子！黄国健感到一阵眩晕。孙鹏飞的话术极具欺骗性，将赤裸裸的犯罪行为包装成“城市更新”和“帮助他人”，再用儿子的未来作为终极砝码，不断地冲击着他本就脆弱的心理防线。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粗暴地推开，鲍玉佳阴沉着脸走了进来，他看也没看黄国健，直接对孙鹏飞说：“孙董，‘三元里’那边有几家钉子户，找了几个记者，妈的，要不要晚上我带人去‘聊聊’？”
他口中的“聊聊”意味着什么，在场的人都心知肚明。
孙鹏飞摆了摆手，语气平淡却带着威严：“玉佳，跟你说了多少次，做事要动脑子。现在是法治社会，不要动不动就打打杀杀。”他转头看向面无人色的黄国健，意有所指地说，“我们要用更有效、更‘文明’的方式解决问题。比如，一份权威的、证明那些房子是危房的评估报告，比你们去十次都有用。”
鲍玉佳悻悻地哼了一声，凶狠的目光扫过黄国健，仿佛在说“要是你搞不定，老子再来”。
这一幕，是孙鹏飞刻意安排的。他就是要让黄国健亲眼看到，不合作的后果是什么，以及他在这个链条中的“重要性”——他黄国健的笔，可以替代鲍玉佳的拳头，而且更“安全”，更“高效”。
黄国健彻底被逼到了墙角。一边是儿子未来可能面临的威胁和看似“光明”的利诱，一边是良知的煎熬和眼前赤裸裸的暴力威慑。他感觉自己像一条被扔在沙滩上的鱼，无论怎样挣扎，都逃不过窒息而亡的命运。
他的额头渗出冷汗，身体微微颤抖。他想起了独居老人修好水管后感激的笑容，想起了儿子依赖的眼神，也想起了监狱里冰冷的铁窗和那些被他间接伤害过的、模糊的面孔。
最终，对儿子安全的极度恐惧，以及对未来彻底绝望后产生的畸形侥幸心理（或许……或许这次不一样？或许孙鹏飞真的只是想做生意？），压垮了他最后一丝抵抗。
他低下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
“……好。”
这个字，轻如蚊蚋，却重如千钧。它代表着一个灵魂的屈服，一份通向更深深渊的契约的签订。
孙鹏飞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那是一种猎手看着猎物终于落入陷阱的笑容。陶成文也松了一口气，殷勤地递上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劳动合同”。
“很好，国健，你会为你今天的决定感到庆幸的。”孙鹏飞坐回宽大的老板椅，恢复了那副商业精英的派头，“具体工作，成文会安排你。记住，从现在起，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黄国健麻木地接过笔，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笔尖划破纸张的声音，在他听来，如同割断自己与过去那点微弱光明联系的脆响。他出卖了自己的技术，出卖了残存的良知，换来的，是一份染血的支票和一个更加不确定、充满危险的未来。
当他浑浑噩噩地走出鼎坤实业的大楼，重新沐浴在阳光下时，却感觉不到丝毫温暖。城市的喧嚣依旧，车流如织，但他知道，自己已经踏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被阴影笼罩、由孙鹏飞精心编织的罗网之中。
而在不远处的一个街角，无脑的马强正被两个“鼎坤”的人推搡着赶走，他还在不甘地大叫：“让我见孙老板！我能帮他打架！我很能打的……”他的声音淹没在车流中，无人理会。他的存在，恰如其分地衬托出黄国健这场交易的“价值”与“必然性”——在这个扭曲的生态里，连被利用，都需要一定的“资格”。
黄国健的加入，标志着孙鹏飞的阴影联盟完成了一块最重要的拼图。一条融合了资本暴力、技术伪装、人性操控的毒链，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向社会的肌体深处渗透。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生活在老旧小区里，期盼着改善居住环境，却不知自己已成为他人盘中餐的普通居民们。他们的命运，将因为黄国健笔下的那份“评估报告”，而发生剧烈的、甚至是悲剧性的转折。犯罪的代价，从来不由犯罪者独自承担，它如同涟漪，不断扩散，最终由整个社会默默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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