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争端的处理方式，呈现出“军事对抗与制度融合交织”的特点。战争仍是政权间疆域争夺的重要手段，如宋辽“澶州之战”、宋金“郾城之战”、蒙古灭金灭宋等，本质是对中原及周边疆域控制权的竞逐；但“和议”“盟约”“册封”等方式更趋成熟，“澶渊之盟”明确划分宋辽边界、约定“兄弟之国”关系，宋金“绍兴和议”以淮河为界划分疆域，这些协议虽带有不平等性，却以文字形式固定了疆域边界，体现了多政权对“疆域秩序”的共同诉求。而元朝的统一，并非简单的疆域征服，而是通过吸纳各政权治理经验（如继承宋朝州县制、辽金分层治理思路），实现了多民族疆域的制度整合，将“大一统”疆域观从“华夏中心”拓展为“多民族共主”。
这一时期的典籍与文学作品，深刻反映了多民族疆域观的碰撞与融合。脱脱等编撰的《辽史》《金史》《宋史》，首次将辽、金与宋并列为“正统”，打破了传统“中原正统”的疆域叙事；马端临《文献通考·舆地考》系统记录了宋辽金夏的疆域沿革，体现了对多政权疆域的整体认知；元人修《大元一统志》，以行省为单位记载全国疆域地理，首次呈现了大一统王朝的完整疆域图景。文学作品中，陆游“但悲不见九州同”的诗句，流露了宋朝士大夫对“大一统”疆域的渴望；辛弃疾“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感慨，折射了南北分裂时期的疆域焦虑；而关汉卿、马致远等元曲家的作品中，“天下一家”的叙事逐渐增多，反映了多民族疆域融合后的文化认同。
可以说，辽宋夏金元时期的领土主权实践，是中国古代疆域观的“转型与升华”。它打破了传统“中原中心”的局限，通过多民族政权的竞逐与融合，将“大一统”从“华夏疆域一统”拓展为“多民族疆域一统”，其“行省制度”“边疆直接管辖”等实践，不仅实现了疆域的空前整合，更强化了“多民族共同拥有领土主权”的认知，为明清时期疆域的巩固与近现代领土主权观念的形成，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与制度支撑。
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伴随中央集权制度的空前强化与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巩固，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实现了“制度化固化与疆域定型”，“大一统”疆域观从理念与实践的融合，走向以法律、军事、行政为一体的刚性保障，奠定了近现代中国领土主权的基本格局。
明朝：“守土固边与柔性管控”的疆域治理
明朝推翻元朝后，继承并整合了其核心疆域，确立了“以中原为核心、辐射边疆”的治理框架。在行政体系上，沿用“行省制”并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仍称“省”），设13个布政使司管辖中原及南方，同时在北方设“九边重镇”（如蓟州镇、宣府镇）、在东北设“奴儿干都司”、在西南设“土司制度”，形成“核心区域直接管、边疆区域柔性控”的治理逻辑。
在领土主权维护上，明朝以“守土”为核心策略：一方面，重修万里长城以抵御北方蒙古部族，明确北方疆域边界；另一方面，通过“册封”（如册封西藏宗教领袖、朝鲜国王）、“朝贡”制度，维系与周边政权及部族的关系，间接确立对边疆的主权影响。对西南边疆的“土司制度”，则保留部族首领权力但纳入中央管辖，既尊重民族传统，又强化领土归属——明中后期的“改土归流”（废除土司、设流官），更将西南边疆逐步纳入直接治理，巩固了领土主权。
这一时期的典籍与实践，进一步强化“大一统”疆域认知：《大明一统志》系统记载全国疆域地理，明确疆域范围；郑和下西洋虽以“宣威四海”为目的，却也从实践层面印证了明朝对南海等海域的主权认知；戚继光抗倭、郑成功收复台湾（1662年），则以军事行动扞卫了海疆与领土完整，成为明朝维护领土主权的重要标志。
清朝：“疆域定型与主权固化”的巅峰实践
清朝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在领土主权实践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最终奠定了近现代中国的疆域版图。
疆域拓展与整合：清朝前期通过军事与外交手段，先后平定“三藩之乱”（巩固西南）、收复台湾（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击败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1689年，首次以条约形式明确中俄东段边界）、平定准噶尔叛乱（将新疆纳入中央管辖，设伊犁将军）、加强对西藏的治理（设驻藏大臣，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明确中央对西藏的主权），形成了“东到东海、西至葱岭、北接西伯利亚、南达南海”的稳定疆域，其范围与现代中国疆域基本吻合。
治理制度创新：在继承明朝制度基础上，清朝创新边疆治理模式——对蒙古推行“盟旗制度”，对新疆实行“军府制”与州县制并行，对西藏实施“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管”，对西南继续推进“改土归流”，实现了“因族制宜、因域施治”的精细化治理。同时，全面推行“行省制”，将全国划分为18个行省，连同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共同纳入中央统一管辖，彻底消除了“中原与边疆”的治理壁垒。
主权意识强化：清朝中后期，面对西方列强入侵，“领土主权”观念从传统“天下观”向近现代主权观念转型。通过签订一系列边界条约（如《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虽属不平等条约，但客观上以法律形式界定了部分边界），以及左宗棠收复新疆（1878年）、冯子材镇南关大捷等军事行动，清朝在列强环伺下竭力维护领土完整，其“疆域不可分割”的认知，为后世扞卫领土主权提供了历史依据。
这一时期的典籍与思想，集中体现了疆域定型后的主权认知：《大清一统志》《皇舆全览图》（中国首次全国性测绘地图）系统呈现了清朝完整疆域，明确了领土范围与边界；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寰志略》等着作，在介绍世界地理的同时，强调“师夷长技以制夷”，暗含维护领土主权的危机意识；而清末的“边疆危机”与抗侵斗争，更让“国家领土主权不可侵犯”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可以说，明清两代的领土主权实践，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疆域观的“最终定型与升华”。明朝的“守土固边”为清朝疆域整合奠定了基础，清朝的“疆域拓展与制度固化”则最终确立了近现代中国的领土框架，其通过行政、军事、法律手段对领土主权的刚性保障，以及对多民族疆域的深度整合，不仅实现了“大一统”从理念到现实的彻底落地，更成为近现代中国维护领土完整、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核心历史依据。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领域，便已呈现出与古代中国截然不同的早期形态，其核心围绕“城邦自治”与“帝国霸权”的双重逻辑展开，为后世欧洲领土观念埋下了独特伏笔。
在古希腊，由于多山多岛的地理环境，并未形成统一的中央王朝，而是涌现出数百个独立的“城邦国家”（如雅典、斯巴达、科林斯）。每个城邦都以城市为中心，管辖周边小块农业区域，拥有明确的疆域边界——通常以山脉、河流或人工界碑为标志，严禁外邦人随意跨越。这种“城邦疆域观”的核心是“自治权”与“排他性”：城邦公民对本邦疆域内的土地、资源拥有专属控制权，城邦政府则通过制定法律（如雅典的《德拉古法典》）界定疆域内的权利与义务，甚至通过战争（如伯罗奔尼撒战争）争夺土地与港口，以维护城邦的领土利益。不过，古希腊的“领土主权”更偏向“城邦共同体主权”，而非后世的“国家主权”，且各城邦间虽有疆域划分，却共享希腊文化认同，形成“文化统一、政治分裂”的疆域格局。
而古罗马的领土实践则经历了从“城邦扩张”到“帝国疆域”的演变。罗马最初只是台伯河畔的一个小城邦，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逐步向外扩张：先是统一意大利半岛，随后通过布匿战争征服迦太基、马其顿战争征服希腊，最终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古罗马对领土的管控极具“务实性”与“制度性”：在核心区域（如意大利本土）推行“行省制”，由罗马官员直接管辖，征收赋税、管理土地；在边疆地区（如高卢、埃及）则保留当地部族首领的部分权力，通过“盟约”或“册封”实现间接控制，类似古代中国的“羁縻”策略。罗马帝国还通过修筑道路（如着名的“罗马大道”）、设立军事要塞（如哈德良长城），强化对广阔疆域的军事控制与行政连接；同时，罗马法（如《查士丁尼法典》）中关于“土地所有权”“疆域边界争议解决”的条款，成为早期欧洲领土治理的重要法律依据。不过，古罗马的“领土主权”本质是“帝国霸权下的统治权”，并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且帝国疆域的维系高度依赖军事力量，一旦军事衰落，疆域便随之分裂。
就在这之后不久，伴随着封建王朝中世纪的到来，欧洲的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彻底脱离了古希腊罗马的轨道，进入以“封建依附”为核心的“碎片化”时代，其治理逻辑与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疆域一统”形成鲜明对比。
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基础是“封建制”，核心是“土地分封”与“权利依附”：国王将全国土地分封给贵族（公爵、伯爵、男爵等），贵族再将土地分封给骑士，形成“国王—贵族—骑士”的层级体系。这种制度下，“领土”与“权力”直接绑定——领主对其分封所得的“采邑”（土地及附着的人口、资源）拥有实际控制权，包括行政权、司法权、征税权甚至军事权，而国王对地方领土的管控力极为有限，仅能通过“宗主权”（如要求领主服兵役、缴纳贡赋、出席宫廷会议）维系表面统一。因此，中世纪欧洲的“疆域”呈现出极度碎片化特征：一个贵族的采邑可能分散在多个地区，与其他领主的领土交错分布，甚至一个城市（如威尼斯、佛罗伦萨）通过购买或战争获得“自治权”后，也能成为独立的“城市国家”，拥有自己的疆域与治理体系，形成“王国中有公国、公国有中骑士领地、领地间夹杂自治城市”的复杂格局。
这一时期的领土争端与治理也围绕“封建权利”展开：领主间的领土冲突多因“采邑继承”“分封契约纠纷”引发，解决方式常是“私人战争”（直到13世纪后才被教会限制）或“领主法庭裁决”；而王国层面的疆域争夺（如英法百年战争），本质是国王与大贵族、甚至不同王国间对“封建宗主权”与“领土控制权”的竞逐，战争目的并非“统一疆域”，而是获取更多采邑与财富。此外，基督教教会的影响力也深刻影响领土观念：教会拥有大量“教产土地”（如修道院领地），享有独立的司法与行政权，成为中世纪疆域中的“特殊势力”；同时，教会倡导“基督教世界”的统一理念，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世俗政权的“领土排他性”，使中世纪欧洲的领土意识始终夹杂着“宗教认同”与“封建分裂”的矛盾。
总体而言，中世纪欧洲的领土实践是“权力分散下的领土碎片化”，其核心是“封建权利与土地控制的绑定”，而非“国家主权与疆域统一的整合”。这种独特的历史轨迹，导致欧洲长期未能形成类似中国的“大一统”疆域观，反而为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后的领土争端、边界划分埋下了历史根源。
与此同时，在同时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区，对于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领域的认知理解与认识，因地理环境、文明形态、社会结构的差异，呈现出极具地域特色的多元图景，既无古代中国“大一统”的疆域传统，也不同于欧洲“城邦—封建”的演变路径，而是围绕“文明认同”“宗教纽带”“部落联盟”等核心逻辑展开。
一、古印度：“文明圈层与松散邦国”下的疆域模糊性
古印度（此处指16世纪莫卧儿王朝前的南亚次大陆文明）的领土意识始终与“文化认同”深度绑定，而非“政治疆域”的刚性划分。由于南亚次大陆北部为喜马拉雅山脉、南部为德干高原，内部河流纵横（如印度河、恒河），形成了“相对封闭又内部分散”的地理格局，从未长期形成类似中国的中央集权王朝，其领土实践呈现出“松散性”与“模糊性”特征。
在早期吠陀时代（约公元前1500—前900年），南亚次大陆的“疆域”以“部落联盟”控制的区域为单位，各部落（如雅利安人的“贾那”）以河流、森林为自然边界，争夺的是水源与耕地，而非明确的“领土主权”。到列国时代（约公元前600—前324年），虽出现16个主要“邦国”（如摩揭陀、拘萨罗），但邦国边界仍以自然屏障为界，且常因战争、联姻而变动，治理上多采取“城邦自治+乡村部落依附”的模式，国王对地方的控制较弱，“领土”更像是“势力范围”的模糊指代。
即使是古印度历史上最接近“统一”的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前185年），其疆域涵盖南亚大部分地区，却仍未形成“中央集权—郡县治理”的体系：核心区域（恒河平原）由国王直接管辖，边疆地区（如南部德干、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则通过“册封当地首领”“签订盟约”实现间接控制，边界仍缺乏明确界定。此外，古印度的“种姓制度”与“印度教”深刻影响领土认知——人们更认同“种姓身份”与“宗教社群”，而非“邦国疆域”，这种“文化优先于政治”的观念，导致古印度长期缺乏“领土不可分割”的主权意识，疆域始终处于“统一与分裂交替”的松散状态。
二、阿拉伯世界：“宗教纽带与帝国扩张”下的领土整合
阿拉伯世界（以阿拉伯帝国为核心，公元7—13世纪）的领土主权实践，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纽带，以“帝国扩张”为现实路径，形成了“宗教认同与领土控制合一”的独特模式，既不同于中国的“世俗大一统”，也有别于欧洲的“封建分裂”。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诞生前，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以游牧部落为单位，部落间的“领土”以牧场、水井为核心，边界随游牧迁徙而变动，缺乏固定疆域观念。伊斯兰教兴起后，穆罕默德以“宗教共同体”（乌玛）取代部落分裂，将“传播伊斯兰教”与“统一阿拉伯半岛”结合，首次在阿拉伯世界形成“以宗教认同为核心的领土意识”——信徒对“乌玛”的忠诚超越部落，而“乌玛”的管辖范围便是宗教与政治合一的“领土”。
阿拉伯帝国建立后（公元632年起），领土实践进入“扩张与整合”阶段：帝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征服叙利亚、埃及、波斯、北非、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建立起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其对领土的管控呈现“分层治理”特征：
-核心区域（如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由中央直接管辖，推行阿拉伯语与伊斯兰教，强化文化与宗教统一；
-边疆区域（如北非、西班牙）：保留当地语言与部分传统习俗，但要求臣服于帝国、缴纳赋税，同时鼓励当地人皈依伊斯兰教，以宗教纽带维系领土归属。
此外，阿拉伯帝国通过修筑驿站、完善法律（如《古兰经》衍生的伊斯兰法），规范疆域内的治理与边界争议，其“领土主权”本质是“宗教帝国下的统治权”——疆域的拓展即“伊斯兰教的传播范围”，疆域的稳定即“宗教共同体的凝聚力”。这种“宗教—领土”绑定的模式，深刻影响了后世中东、北非地区的领土观念，成为该区域文明的重要特征。
三、美洲地区：“文明孤立与区域自治”下的领土多样性
美洲地区（以玛雅、阿兹特克、印加三大文明为代表，公元1—16世纪）因地理上与欧亚大陆隔绝，其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呈现出“独立发展、区域差异显着”的特点，未形成跨大陆的统一疆域观，核心围绕“城邦联盟”“帝国集权”“部落共生”展开。
1.玛雅文明（约公元前2000—公元1697年，主要分布于中美洲）
玛雅文明未形成统一帝国，而是由数百个“城邦国家”（如蒂卡尔、帕伦克、科潘）组成，各城邦以城市为中心，管辖周边农田与村落，边界以山脉、河流、道路为标志，具有明确的“区域控制权”意识。城邦间常因争夺土地、水源、黑曜石（重要资源）爆发战争，胜利方会掠夺对方领土与人口，甚至摧毁对方城市以削弱其主权；同时，城邦间也通过联姻、结盟形成“政治联盟”，共享祭祀与文化，但始终保持各自的领土独立性。玛雅人的“领土”认知与“宗教祭祀”紧密相关——城邦的中心神庙是“神圣空间”，周边领土是“神圣空间的延伸”，维护领土即“维护神灵的庇护”，这种“宗教—领土”关联虽与阿拉伯世界类似，却局限于城邦层面，未形成更大范围的整合。
2.阿兹特克文明（约1325—1521年，分布于墨西哥中部）
阿兹特克文明以“特诺奇蒂特兰”（今墨西哥城）为核心，通过军事扩张形成“城邦联盟式帝国”：阿兹特克人联合特斯科科、特拉科潘两个城邦，组成“三国同盟”，征服周边数十个部落与城邦，建立起覆盖墨西哥中部的疆域。其领土治理呈现“宗主—藩属”特征：核心城邦（特诺奇蒂特兰）直接管辖，藩属城邦则保留内部自治权，但需向阿兹特克缴纳贡赋、提供兵员，若不服从则会被武力征服、剥夺领土。阿兹特克人对领土的“主权意识”更偏向“贡赋控制权”——疆域的价值在于“获取资源与劳动力”，边界则以“军事控制范围”为界，缺乏固定的法律界定。
3.印加文明（约1438—1533年，分布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
印加文明是美洲唯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其领土实践极具“制度性”：帝国通过军事扩张，建立起北起哥伦比亚、南至智利的庞大疆域，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为管控广阔领土，印加人推行“道路系统”（如贯穿安第斯山脉的“皇家大道”）、“人口迁移制度”（将征服部落迁往核心区域，同化其文化）、“统一语言”（克丘亚语），并设立“四大行政区”，由中央官员直接管辖，形成“中央—地方”垂直管理体系，类似古代中国的“郡县制”。印加的“领土主权”是“帝国集权下的绝对统治权”——土地归帝国所有，国王对疆域内的土地、人口、资源拥有专属控制权，甚至通过“土地丈量”明确边界与所有权。这种高度集权的领土治理模式，在美洲文明中独树一帜，可惜因西班牙殖民者入侵而中断。
四、非洲地区：“部落共生与文明交汇”下的领土流动性
非洲地区（公元1—16世纪）因大陆面积广阔、地理环境复杂（沙漠、雨林、草原交错），文明发展极不均衡，领土主权意识呈现“草原游牧的流动性”与“定居文明的稳定性”并存的特征，核心围绕“部落联盟”“王国统治”“文明交汇”展开。
1.草原与部落区域（如撒哈拉以南非洲草原）
以游牧或半游牧部落为主体的地区（如马赛人、祖鲁人），“领土”观念与“生存资源”直接相关——部落的“活动范围”即“领土”，边界随季节迁徙（如追逐水草）而变动，缺乏固定界限。部落间的领土冲突多因争夺牧场、水井引发，解决方式常是“部落战争”或“长老协商”，胜利方获得对资源的控制权，而非对固定土地的“主权”。这种“以资源为核心的流动领土观”，是草原游牧文明的典型特征。
2.定居王国与文明（如加纳、马里、桑海帝国，西非；大津巴布韦，南非）
西非的“黄金王国”（加纳、马里、桑海）与南非的大津巴布韦，是非洲定居文明的代表，其领土实践呈现“王国集权”特征：以首都为中心，通过控制黄金、盐等贸易路线，拓展疆域，形成“核心统治区+藩属部落”的治理模式。例如，马里帝国（13—16世纪）通过征服周边部落，控制西非黄金贸易，疆域涵盖今马里、塞内加尔、几内亚等国，国王对核心区域直接征税、派官治理，对藩属部落则要求纳贡、出兵助战，边界以贸易路线与自然屏障为界，具有一定稳定性。此外，东非的“斯瓦希里城邦”（如蒙巴萨、桑给巴尔）因海上贸易兴起，形成“城邦自治”模式，各城邦管辖周边沿海地区与贸易港口，领土边界以海岸线与内陆村落为界，通过贸易联盟维系关系，类似古希腊的城邦格局。
3.文明交汇区域（如北非、东非）
北非因紧邻地中海，受古罗马、阿拉伯帝国影响深远，领土观念融合了“帝国统治”与“伊斯兰文化”；东非则因印度洋贸易，与阿拉伯、印度文明交汇，斯瓦希里城邦的领土实践既保留非洲本土部落传统，又吸纳了阿拉伯的“商业领土”观念（以港口与贸易路线为核心）。这种“文明交汇下的领土融合”，成为非洲部分地区的独特特征。
综上，同时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与非洲，因文明根基、社会结构、地理环境的差异，在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上呈现出多元路径：古印度的“文化优先于政治”、阿拉伯世界的“宗教—领土绑定”、美洲的“孤立发展与区域集权”、非洲的“流动与定居并存”，共同构成了古代世界领土观念的丰富图景，与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欧洲的“城邦—封建”形成鲜明对比，深刻塑造了各区域文明的历史轨迹。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对应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其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既受周边文明影响，又因自身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差异，形成了“仿鉴与本土化融合”“扩张与防御交织”的鲜明特征。
一、东亚：日本与朝鲜半岛——“华夏文化辐射下的本土化领土实践”
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领土观念深度受中国“大一统”“宗藩秩序”影响，但未完全复刻，而是结合自身国情形成独特路径。
1.日本：“天皇权威与武家政治”下的疆域整合
日本因四面环海的地理隔绝性，领土实践长期围绕“本土统一”与“中央—地方权力平衡”展开，核心是“天皇象征主权”与“实际统治者掌控疆域”的双重逻辑。
早期（弥生时代—奈良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公元8世纪）：受中国文化影响，日本引入“律令制”（如《大宝律令》），效仿中国“郡县制”设“国、郡、里”行政体系，将北海道以南的本州、四国、九州纳入中央管辖，首次形成“统一疆域”意识。此时的“领土主权”以“天皇为天下共主”为核心，疆域即“天皇统治的‘大八洲’”，但因贵族势力强大，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力有限。
中晚期（平安时代—江户时代，公元8世纪—19世纪）：武家政治崛起（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江户幕府），“领土控制权”从天皇转移到幕府将军手中。幕府通过“御家人制度”“分封制”将土地授予武士，形成“将军—大名—武士”的层级统治，疆域内的“领土主权”实则是“武家权力下的土地支配权”——大名对其“知行国”（封地）拥有行政、司法、征税权，将军则通过军事威慑与制度约束（如江户时代的“参觐交代”）维系疆域统一。此外，日本长期将北海道（虾夷地）、琉球视为“化外之地”，直至江户时代后期才逐步纳入版图，其“领土拓展”始终以本土为核心，未形成大规模对外扩张，呈现“内敛型疆域观”。
2.朝鲜半岛：“宗藩秩序与王朝统一”下的领土固化
朝鲜半岛的领土实践始终与“中原王朝宗藩关系”及“半岛内部统一”紧密绑定，核心是“文化认同下的疆域完整性”。
三国时代—统一新罗时代（公元前1世纪—公元10世纪）：半岛先后出现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格局，各国均以“效仿中国”为目标，设郡县、定法律，争夺半岛核心疆域（汉江流域、洛东江流域）。此时的领土争端多为“半岛内部统一战争”，且各国均向中国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在“宗藩秩序”下确认自身疆域的合法性——如新罗借助唐朝力量灭高句丽、百济，统一半岛后，以“唐朝藩属”身份确立对朝鲜半岛中南部的主权，疆域边界以“大同江”为界（与唐朝安东都护府接壤），形成“以汉江为核心、向南北延伸”的基本疆域框架。
零零读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