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首次发表于《花花公子》(Pyboy)
收录于《十个世界的故事》
这是少数我背离山姆·戈德温[1]名言的例子。他说：“想传达信息，找西联[2]吧。”本篇故事恰恰是我想传达的信息：警告大众商业通信卫星的潜在危险。那时，距离第一颗商业通信卫星发射还有五年。尽管政治情势有了些微改变，故事的其他内容都已成真。
我的名字是阿瑟·克拉克，真希望我和这档肮脏事毫无瓜葛。不过，既然美国的道德可能受到危害——容我重复，道德——我必须先说明自己的资历，各位才能了解，我如何在已故的阿尔弗雷德·金赛博士[3]协助下，不知情地引发了雪崩般的灾难，西方文明恐将面临衰亡。
一九四五年我仍任职于皇家空军，身为雷达兵，我想出此生唯一一个原创的点子：我在第一颗斯普特尼克卫星诞生的十二年前，想到人造卫星可以成为绝佳的电视信号发射器。卫星站距离地表数千英里，能轻易向大半个地球播送信号。广岛原子弹爆炸一周后，我写下自己的创意，提出在赤道上方两万两千英里处设置中继卫星网络的构想。在这个高度，完成绕地球公转一周恰好需要一天，因此能固定于地球相同位置之上。
这篇文章刊登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号的无线世界杂志，我当时没料到天体力学竟会在我有生之年走向商业化，未曾为自己的构想申请专利。就算我想申请，成功概率应该也不大。(若我判断错误，也宁可不知道真相。)不过，我持续在著作中宣扬这个构想，直至今日，通信卫星已经如此普及，却无人晓得其起源。
美国众议院太空工程与太空探索委员会与我联络时，我确实曾试着澄清，心怀哀怨地为自己讨公道；若有兴趣，各位可在委员会报告未来十年太空发展第三十二页找到我的证词。当时我仍浑然不觉，后来事件发展(如同各位接下来即将得知的)与我当时的结语对照，显得格外讽刺：“由于我居于远东，时常可见西方世界与苏联为了数百万尚未表态的亚洲人民明争暗斗……若电视信号可能从正上方的卫星传播，政治宣传的效果高低便可能决定胜负……”
我的看法仍没有改变，不过我当时忽略了某些可能——不幸的是，其他人想到了。
一切始于某场官方招待会。生活于远东首府城市，这种场合已成为独有特色。当然，这在西方国家也很常见，简直稀松平常，但在科伦坡，鲜有其他娱乐足以匹敌。只要你还有点身份，每周至少会收到一次邀请，参加大使馆或公使馆、英国文化协会、美国援外使团、法国文化协会或其他以字母缩写为名，由联合国衍生出的无数机构所举办的招待会。
起初，我和我的合作伙伴的社交圈仅限于印度洋水面之下，我们无足轻重，外交圈很少找来我们这儿。但麦克为戴夫·布鲁贝克[4]的锡兰巡回演出担任主持之后，越来越多人注意到我们；尤其，他又娶了岛上数一数二知名的美人，更引人注目。因此现在鸡尾酒和酒会小食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只取决于我们多么不情愿舍弃舒适的纱笼裙，换上西方荒谬的衬衫、正装外套和领带。
那是我们第一次造访苏联大使馆，当天招待的是几位刚进港的俄国海洋学家。在列宁与马克思画像无可避免的照看下，属于各种族裔、宗教和语言的宾客四处流动，与朋友闲聊，或者专心大啖伏特加与鱼子酱。我和麦克与伊丽莎白走散了，但仍能看见他们在房间的另一端。麦克正在讲那个“我就在五十英寻[5]底下……”的老故事，吸引了一帮听众。伊丽莎白饶富兴味地看着他，而更多宾客看着伊丽莎白。
自从我在大堡礁潜水采珠时弄破一只耳朵的鼓膜，听力就大为受损；地面上的噪声对我来说太吵了，听起来至少多了十二分贝。尤其在这种场合，若被介绍给名为达玛斯里华登、提沙维拉辛提、古恩奈提里克跟加雅维克里玛的宾客，听力障碍更显麻烦。因此，我若不是对着餐点狼吞虎咽，就会找个相对安静的角落，希望若与他人交谈，至少能听懂对话一半以上的内容。当时，我正站在装饰柱旁，躲开噪声，一边以抽离(或说像毛姆般超然)的态度观察现场。我发现有人看着我，脸上表情写着：“我们是否见过？”
我会仔细地描述他的长相，因为想必不少人认得他。他大概三十几岁，我猜是美国人，看来光鲜体面，留着利落短发，流露出在洛克菲勒中心附近工作的神态；这种风格原本极具标志性，后来却被年轻一代苏联外交官与技术顾问模仿，学得惟妙惟肖。那人大约六英尺高，棕眼锐利，两鬓黑发斑白得太早。尽管我敢肯定我们从未见过，他的面容却让我想起某人。我花了好几天才想起来：刚过世不久的约翰·加菲尔德[6]吗？他们长得极像，如出一辙。
通常，若陌生人在酒会与我四目相交，我的标准作业流程会自动开始运转：若对方看来还算可亲但我暂时不想自我介绍，我就以不带偏好的眼神扫视，不露出任何认出对方的样子，但也避免显得过于不友善。若对方看来猥琐，我就会“好好端详”对方，以不可置信的眼神瞪视许久，接着从容不迫地让对方看见我的背影。极端案例中，我甚至会摆出作呕的表情，只维持几毫秒，通常对方都能看懂我的意思。
但这家伙感觉蛮有趣的，我也开始无聊了，便朝他友善地点点头。几分钟后，他穿过宾客人群走来，我把功能正常的那只耳朵对着他。
“你好，”他说(没错，确实是美国人)，“我叫吉恩·哈特福德，感觉我们在别处见过。”
“很可能，”我答道，“我曾在美国待了一阵子。我叫阿瑟·克拉克。”
报出名字后，对方通常会一脸空白，有时则不然。我几乎能看见他凌厉的棕眼后方有台IBM电脑正在读取打孔卡资讯，灯光闪烁，而且访问时间之短，令我备感虚荣。
“科学作家？”
“正是。”
“这可真是太棒了，”他看来真心赞叹，“现在我知道在哪儿见过你了，你去上戴夫·加罗韦节目时，我在摄影棚遇见过你。”
(这条线索或许值得调查，但我觉得没什么用，况且“吉恩·哈特福德”感觉就是假名，念起来太顺口了。)
“所以你是电视圈的人啰？”我说，“在这里做什么呢？搜集题材，还是度假？”
他露出坦率和善的微笑，正是有所隐瞒的人特有的神情。
“噢，我只是四处看看啦。说起来，有件非常有趣的事。我在你出版《太空探索》时就拜读过了。啊，想不起来那是哪年……”
“一九五二年，每月一书俱乐部的面貌从此再也不同。”
对话期间，我一直在打量他。这人感觉有些什么令我反感，我却说不出具体原因。再怎么说，对于任何读过我的书也混电视圈的人，我都愿意多为对方留些余地，姑且信之。何况，麦克和我总是在找潜在市场，四处推销我们的水底故事，好拍成电影。不过，那和哈特福德的业务完全扯不上边。
“听着，”他急切地说，“我正在筹备一个很大的电视计划，你可能会感兴趣……其实，帮我想出这个点子的正是你呢!”
听起来蛮有搞头的，我心中的贪婪系数往上跳了几个百分点。
“真高兴听你这么说。主题是什么？”
“在这里不方便说，要不我们在我住的酒店碰面吧。明天下午三点好吗？”
“让我看一下行程……没问题，可以。”
美国人到科伦坡只会选择两家酒店，我第一次就猜对是哪家。他住在拉维尼娅山旅馆。各位可能不晓得自己曾见过我们会面的地点；电影《桂河大桥》[7]故事中间有个军医院的场景，杰克·霍金斯向一位护士询问比尔·荷登在哪里。我们对那段戏特别有感情，因为背景中休养的海军军官之一是麦克扮的。若仔细看，画面最右边那个满脸胡须的侧脸就是麦克，他正在第六轮酒水账单上头签山姆·斯皮格尔的名字。根据后来的电影票房，山姆大概付得起。
长达数英里的棕榈海滩上，只有这处高地。于此，哈特福德开始对我倾诉；而我单纯想赚一笔的希望随之破灭。至于他确切的动机为何(假使他真的有明确动机)，我仍没搞懂。意外地见到我，又对我抱持着扭曲的感激之情(这个部分，我更宁可不必)，无疑助长了他的情绪，但看他自信满满的态势，想必是个哀怨、孤独的男子，急需肯定与友情。
而从我这儿，他两者都得不到。我向来对本尼迪克特·阿诺德[8]隐约怀有同情，若了解来龙去脉，任何人都不难理解他为何变节。但是阿诺德只在战时背叛美国；至于哈特福德，从未有人招降却胳膊肘往外拐。
得知哈特福德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就与美国电视圈断了联系，且是不欢而散，粉碎了我的美金梦。显然，他因为党派立场被踢出麦迪逊大道[9]，况且，他的案例罪证确凿，并无不公。尽管他以相对克制的怒意讲述如何抵抗愚蠢的政治审查，说到自己被排挤前制作的文化节目精彩绝伦(却没提节目名称)还掉下泪，此时我已经大感可疑，回话也开始语带保留。然而，虽然我对从哈特福德身上赚钱的兴趣已破灭，对他个人的好奇却渐增。他背后的主使者是谁？原来不是英国广播公司啊……
关于这点，他在发泄完所有自怜自艾后，最后终于提到了。
“我的消息肯定会让你大吃一惊，”他扬扬得意地说，“美国电视网很快就要面临竞争威胁，而且方式正如你所预测。将电视发送器送上月球的人，当然也可以将一个更大的玩意儿送上绕行地球的轨道。”
“恭喜他们，”我谨慎地说，“我一向支持良性竞争。何时发射？”
“就快了，第一座发送器会停驻于新奥尔良正南方，当然会在赤道上，这样就会在太平洋公海上，谁也管不着。但从那个位置，从西雅图至基韦斯特都看得见。想象一下，唯一一个美国全境都可收看的电视台!连夏威夷都收得到信号!史无前例，美国家家户户都可不受干扰直接收看的频道，连J.埃德加·胡佛的童子军都挡不了。”
这就是你的勾当呀，我心想，至少还挺诚实的。我很早以前就放弃与政治狂热者或地平说支持者争论，不过，若哈特福德所说不假，我倒想设法多套点话。
“先别那么兴奋，”我说，“你忽略了几点。”
“例如？”
“这会是双刃剑，大家都知道空军、太空总署、贝尔实验室、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休斯飞机公司和十几个其他单位都在忙同一件事。苏联对美国干了什么，美国肯定会以牙还牙。”
哈特福德假意微笑。
“噢，克拉克!”(真庆幸他没有亲昵地直接叫我名字。)“我有点失望呀!你总知道美国火箭的承载容量可落后苏联好几年!难道你以为苏联造出T3就打算休息了吗？”
这时，我才开始认真地正视哈特福德所说的话。他说的完全正确，T3的乘载容量至少是任何美国导弹的五倍，能将物品发射至两万两千英里的关键高度——唯一能让卫星固定于地球特定地点上方的高度。等美国能达到同样表现，天知道俄国人又进展多少。是啊，只有天知道……
“好吧，”我认输，“但是，美国五千万个家庭会单单因为收得到信号就转台收看莫斯科制作的节目吗？我很敬佩俄国人，可他们的娱乐节目比政治更糟。波修瓦剧院的芭蕾表演之类的吗？在我看来，很快就腻了。”
我再次收到古怪又毫无笑意的微笑。哈特福德一直等着使出撒手锏，现在正打算把我击倒。
“是你自己提起俄国人的，”他说，“当然，他们确实涉入其中……但只是承包商。我服务的独立单位只是向俄国人购买服务。”
“哇，”我嘲讽地说，“好厉害的单位呀。”
“确实，规模可是最大的呢。虽然美国试图假装他们不存在。”
“噢，”我脱口而出，“原来你的赞助人是他们呀。”
我曾听过些传闻，说苏联准备为中国人发射卫星；想来这些传闻不甚精确，至于具体差距多大，我仍不能确定。
零零读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