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首次发表于《类比》(Analog)，收录于《十个世界的故事》
春季的华盛顿似乎从未如此可爱过，而这一个春季，斯蒂尔曼参议员哀伤地想，乃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直到现在，尽管乔丹医生已经告诉他一切，他还是无法完全坦然接受现实。在过去，无论遇到什么挫折，总有逃避之路，失败总能被挽回而不会成为最终结果。如果有人背叛了他，他便会将背叛者一脚踢开——有时甚至会灭掉他们以杀鸡儆猴。但是这一次，背叛来自他自己的体内。他甚至已经能够感觉到，心脏沉重的跳动似乎很快就要归于平静了。如今再去准备一九七六年总统竞选已经没有意义了，他甚至可能活不到公布提名的那一天……
所有的梦想与野心，就要画上句号。即便是“人终有一死”这样的道理也没法安慰自己。对他而言，这一天来得太早了。他想到了自己的偶像之一塞西尔·罗兹[1]，在其还不到五十岁便行将就木之时大喊“要做的太多——时间太少”!他已经活得比罗兹长了，但是取得的成就却少得多。
汽车正在将他带离国会大厦。这有着某种象征意味，而他尽量不去细细品味。现在他经过了新史密森尼——巨大而庞杂的博物馆群。他在华盛顿的这些年里，无数次地在国家广场看着它向远处延展开去，却从来未能有闲暇去造访。在对权力坚韧执着的追求中，他错过了太多的东西，他痛苦地想。整个文化和艺术的世界对他而言几乎是不存在的，而这还只是他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对于家人和曾经的朋友，他形同陌路。爱早已沦为野心祭坛上的牺牲品，而这牺牲此刻也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还会有谁为了他的离去而哭泣吗？
对，有的。想到这里，孑然一身的感觉对精神的折磨略有缓解。他的脑海里塞满了那么多无足轻重的回忆，以至于伸手拿电话的时候，才想起只能先打到办公室才能得到想要拨打的号码。对此他深感愧疚。
(白宫到了。在春日骄阳的照耀下，白宫显得熠熠生辉。生平头一次，他没有多看它一眼。它已经属于另一个世界了——一个不再与他有关的世界。)
车载电话没有视频，但是他依然能够感受到艾琳轻微的惊讶——以及更加轻微的高兴。
“你好，勒妮[2]——你们怎么样？”
“挺好的，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在并不多见的由他主动拨打的通话中，这是他女儿惯用的客套。而若非圣诞节或某人生日将至，他也总是以“改天过去坐坐”的含糊承诺搪塞一下。
“我在想，”他缓缓地说，口气几乎像是在辩解，“我是不是能把孩子们接过来过一下午。我很久没带他们出去了，而且我也想退休了。”
“那太好了。”艾琳答道，她的声音充满了喜悦，“他们肯定会很高兴。你想什么时候接他们？”
“明天吧。我会在十二点左右打电话，然后带他们去动物园或史密森尼，或者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
这下她真的惊喜过望了，因为据她所知，自己的父亲乃是华盛顿一大忙人，日程表上往往预先安排了几个星期的计划。她应该会纳闷出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不希望她猜出真相。先别让她知道，因为连他的秘书对于他身上的刺痛都还一无所知。
“那太好了。他们昨天还说起过你。”
他的双眼湿润了，而且他很庆幸此刻勒妮看不到他。
“我中午过去。”他语速很快，竭力不让声音出卖自己的情绪，“我爱你们。”他没等她回答便挂掉了电话，对着帷帘长叹一声，暗自宽慰。几乎是仅凭冲动而没有刻意规划，他已经迈出了重塑生活的第一步。他与自己的孩子已经有了情感上的隔膜，但是幸而隔辈人的亲情还完好无缺。剩下的几个月时光里，就算不做其他事情，他也要守护并增进这种亲情。
医生肯定不会同意他带着两个生龙活虎又爱刨根问底的孩子逛自然历史博物馆，但这是他的愿望。自打上次碰面，乔伊和苏珊又长大了许多，要想跟上他们的节奏，身体和精神都得足够敏捷才行。刚走进圆形大厅，他们便立刻从他身边跑开，蹦蹦跳跳地跑向雄踞大理石厅堂的大象。
“那是什么？”乔伊喊道。
“那是一头大象，笨蛋。”苏珊带着她年长七岁的优越感回答道。
“我知道那是一头‘大尚’，”乔伊回嘴说，“我是问它叫什么名字？”
斯蒂尔曼参议员看了一下说明，但是没找到什么有帮助的信息。此情此景，那句原本风险十足的谚语“说错不要紧，千万别含糊”正派得上用场。
“它名叫……呃……大块头。”他匆忙说道，“瞧瞧那双獠牙!”
“它也会牙疼吗？”
“哦，不会。”
“它怎么清洁牙齿？妈妈说如果我不刷牙——”
斯蒂尔曼觉察到了这场谈话的方向，认为最好是换一个话题。
“里面还有很多要看的。你们想从什么开始——鸟类、蛇、鱼类，还是哺乳动物？”
“蛇!”苏珊嚷道，“我想在盒子里养一条，但是爸爸不让。你觉得要是你跟他说，他会同意吗？”
“什么是哺乳动物？”没等斯蒂尔曼想好怎么回答，乔伊便问道。
“跟我来，”他坚决地说，“我带你看。”
与孩子们一起穿厅越堂，奔走在一个接一个展览之间，他体会到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在博物馆中徜徉乃是有助于平静内心、正确看待生活中各类问题的绝佳手段。在这里，置身大自然丰富多彩的奇妙造化之中，他回想起一个被遗忘已久的事实：他不过是这颗星球上亿万生灵中的一个。全人类，及其所有的希望与恐惧，所有的成就与罪恶，在世界的历史中也许无非一段小小的插曲。当他站在巨大的梁龙骨架面前——甚至孩子们都为之难能可贵地肃然敬畏了——他感受到永恒的气息正在吹拂他的灵魂。他不再屈服于野心的冲动，不再执迷于自己正是国家所需的信念。说到这里，国家又算个什么啊？《独立宣言》的签署不过是两个世纪之前的夏天的事情，而这块古老的美利坚大陆已经在犹他的磐石下静卧了一亿年——
走到海洋生物馆时，他有点疲倦了。海洋馆生动形象地提醒着人们，今天的地球拥有古往今来最大的动物。九十英尺长的蓝鲸以及其他迅猛的海洋猎食者，在海中龙腾虎跃。这令他回想起曾经有段时光，他是在一个光亮生辉的小甲板上，在卷动不已的白色风帆下度过的。那个时候，聆听船头潇潇的水声，以及缆绳之间风的叹息，便足以令他获得心灵的慰藉和满足。他已经三十年没有航海了，这是另一个被他放弃的俗世之趣。
“我不喜欢鱼，”苏珊抱怨道，“咱们什么时候去看蛇？”
“马上，”他说，“不过急什么呢？有的是时间。”
这些话未经大脑便从口中溜了出来。孩子们在前面跑着，他却走得慢条斯理，然后他笑了，笑中并无苦涩。某种意义上说，这话也对。的确有的是时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可能充满了无尽的体验，只要你用心体会而不虚度。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要开始真正的生活了。
截至目前，办公室里还没人怀疑什么，甚至他和孩子们出去也没引起什么惊讶。他以前做过类似的事情：突然间取消事先的安排，让手下人收拾残局。他的行为模式尚未改变，但是再过几天，他的同事们就会明显感觉到出了什么事情。他应该尽快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他们——以及向党汇报，然而他必须首先做出一些个人的决定，他希望在开始了结公事之前能够先独立解决好这些问题。
他的迟疑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很少在斗争中败下阵来，在血雨腥风的政治生活中也从未对任何人手下留情。现在，面对着自己的终极失败，想到众多的政治对手肯定会迫不及待地将同情与慰问施舍给他，他感觉到阵阵恐慌。他知道这种态度很蠢——这是他那顽固的自尊心的残余。这自尊心构成了他人格的很大一部分，以至于在日益迫近的死亡阴影面前，也并没有消失。
两个多星期以来，他带着自己的秘密从会议室走到白宫，走到国会大厦，穿行于错综复杂的华盛顿社会。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出色的一次表演，却无人喝彩。到最后，他已经列好了行动计划；剩下的事情只有发出几封他亲手写就的信件，以及给妻子打电话。
办公室的人找到了她。这费了点周折，因为她在罗马。屏幕上现出她的模样，他觉得她依然美丽。她本会是一位优雅的第一夫人，而如果成真，那将是对这些年来感情创伤的些许补偿。据他所知，她也曾经对此心怀期盼，但是他真的了解她想要什么吗？
“你好，马丁。”她说，“我正盼着你打过来呢。我猜你想让我回去。”
“你愿意回来吗？”他轻声问道。他温柔的语调明显令她吃惊了。
“我要是说不愿意就太傻了，对吗？不过如果你没有选上，我会再次离开你。你必须接受这一点。”
“他们不会选我了，甚至不会提名我了。你是第一个知道的，戴安娜。再过六个月，我就要死了。”
直截了当是残忍的，但这是有意为之。电波传向通信卫星再传回地球会造成一秒钟的延迟，这一秒钟从未显得如此漫长。这一次，他打破了那美丽的面具。她因为怀疑而睁大了双眼，一只手捂住了嘴。
“你在开玩笑!”
“拿这个开玩笑？是真的，我的心脏不行了。乔丹医生几个星期前告诉我的。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错，咱们还是不要再细说下去了。”
“所以你才会带孩子们出去，我正琢磨是怎么回事呢。”
他应该猜得到艾琳会向母亲提起这件事情。关怀自己的儿孙本应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却令别人产生好奇，这令马丁·斯蒂尔曼不禁陷入了一阵忧伤的反思。
“是的，”他坦率地承认了，“我觉得怕是已经有点晚了。现在我想尽量弥补失去的时光，别的事情都不太重要了。”
他们静静地凝视着对方的双眼，目光越过了弯曲的地表，越过了多年分离造成的情感荒漠。接着戴安娜用有些发颤的声音答道：“我这就去收拾东西。”
消息既然已经传了出去，他便有种卸下重担的感觉。甚至来自对手的同情也不似想象中那样难以接受了，因为一夜之间，他其实已经没有敌人了。多年来，他和一些人除了互相诟病再无其他交流，如今对方也发来了问候，其真诚无可怀疑。旧日的争吵已经消失不见，或者被意识到原本就是源于误解。一个人非得行将就木才能明白这些事情，实在是一种遗憾。
他还明白了一件事情：对一个公务缠身的人而言，死亡也是一件全职工作。接班人有待指定；法律和财务上的琐事有待理清；与委员会和政府有关的事务有待完结。已经生龙活虎了一辈子，工作不可能像关掉电灯说停就停。自己履行的职责多得令人惊讶，而将这些职责剥离出去又是千难万难。他从来不甘于将权力委派他人——很多人批评说，对于一个希望成为一把手的人而言，这是个致命的缺陷——但是现在他必须这么做。
他就像一座很快要停止走动的巨钟，而且不会有人过来上弦。他转赠自己的书，阅读并毁掉旧信件，关闭没用的账户和档案，发出最后的指令，以及撰写告别笔记。做这些事情时，他时常有一种完全不真实的感觉。没有痛楚，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不会再拥有若干年活力四射的生命了。他的前方只有心电图上几根线条，就像路障横亘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又像是一个诅咒，由只有医生才能读懂的奇怪语言写就。
现在戴安娜、艾琳和她的丈夫几乎每天都带孩子来看他。过去他和比尔总是处不到一起，而他也清楚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你不能指望女婿能取代儿子的位置，而且仅仅因为比尔没有一点马丁·斯蒂尔曼二世的样子，便对其横加责怪，也是不公平的。比尔自有其自身的成就：他照顾了艾琳，让她幸福，与她生养了子女。他缺乏野心的瑕疵——如果这真的称得上瑕疵的话——终于可以得到参议员的原谅了。
他甚至能够不带一丝苦涩地想起先走一步的儿子。儿子如今在开普敦的联合国公墓中，安眠于众多十字架中的一个人在南非可不大受欢迎。现在他倒是想去就去，但是又不确定该不该拿这件事情折磨戴安娜。他自己的回忆不会再困扰他多久了，但是她还要带着回忆继续活着。
但他还是想去，感觉那就像是一种责任。而且，还可以把这当作最后一次陪孩子们玩乐的机会。对他们而言，这不过是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度假，他们不会为一位素未谋面的舅舅感到丝毫的难过。就在他开始着手安排的时候，他的整个生活再次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如同不到一个月之前的那次。
甚至现在，每天早晨到办公室的时候，还是会有十来个甚至更多的拜访者在等着他。没有以前多，但也是好大一群人。然而，他从来不曾想象，哈克尼斯博士会是其中之一。
看到那个瘦长的身影时，他的脚步停顿了一下。他感到脸颊发热、脉搏加快，过去在会议桌上的唇枪舌剑、电话线里怒气冲冲的争吵，一齐涌上了心头。不过他很快放松下来，就他而言，那些事情都已经成为了历史。
哈克尼斯迈步过来，略带一丝局促。斯蒂尔曼参议员熟悉这种初见面时的尴尬——最近几个星期见得太多了。每个见到他的人都会主动放低姿态，小心翼翼地避免谈及那个禁忌话题。
“哎呀，博士，”他说，“真意外啊——我从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
他就是忍不住要在话里带点锋芒，也因为看到对方的心领神会而感到满意。但是这锋芒其实已经没有讽刺意味了，对方的微笑也确认了这一点。
“参议员，”哈克尼斯回答道，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以至于斯蒂尔曼非得向前躬一下才听得清，“我想告诉你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能单独谈一会儿吗？不会太长。”
斯蒂尔曼点点头。有关什么才是重要的，他有自己的想法。对于这位科学家来看他的原因，他也并无太大兴趣。比起七年前的上次会面时，这人好像变了很多，显得更加自信了。过去作为一名证人，那种紧张兮兮的气质曾经令他失分不少，如今那种气质也不见了。
“参议员，”私人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他说道，“我有一些可能会使你非常震惊的消息。我认为你的病还有治。”
斯蒂尔曼重重地摔在椅子里。他可从来没有期盼过这种事情。从一开始，他就没让自己陷于海市蜃楼般的痴心妄想。傻瓜才会对抗无常，他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他半天没说出话来，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旧日对手，气喘吁吁地说：“谁告诉你的？我的医生们——”
“别管他们。他们比时代落后了十年并不是他们的错。看看这个。”
“什么意思？我不懂俄语。”
“这是最新一期的苏联《空间医学杂志》，几天前到的，我们进行了例行翻译。这一条——就是我标出来的——提到了梅契尼柯夫空间站上最近的一些进展。”
“梅契尼柯夫空间站是什么？”
“你不知道？怎么了，那是他们的太空医院啊，建在大辐射带“接着说。”斯蒂尔曼的声音突然有些喑哑，“我都忘了他们给它起了这么个名字。”他原本希望平静地结束此生，然而旧日时光又来萦绕心头。
“当然，那条消息本身没透露太多，但是你能在字里行间看出不少道道。那条消息其实是科学家们在还没来得及写出完全成熟的论文时，预先放出的那种暗示，这样以后他们就可以用来申明对成果的优先权。标题是《零重力对循环系统疾病的治疗效果》。他们是这么做的：先在兔子和仓鼠身上人工诱发心脏病，然后把它们带到空间站。在轨道上，自然什么东西都是没有重量的，心脏和肌肉几乎无事可做。结果便是我几年前想告诉你的：甚至最严重的病例都能得到缓解，有很多病例痊愈了。”
小小的办公隔间曾经是他的世界的中心，多少次会议在此举办，多少项计划在此诞生，此刻这里忽然失去了真实感。记忆却显得更加生动了：他仿佛回到了一九六九年秋天那几场听证会。会上，国家航空航天局第一个十年的活动正在接受审议——事实上，多半是在遭受攻击。
在参议院航天委员会里，他从未就任主席，却一直是最为先声夺人的成员。正是在这里，他作为一位精明务实、不肯被乌托邦式的科学梦想愚弄的人，获得了国库守护者的好名声。当时他干得确实不错，经常出现在报纸头条。他对于太空和科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感，只不过是对于争论的焦点有着非凡的敏感和洞察力。就像是脑海中打开了一台磁带录音机，当时的情形再次浮现——
“哈克尼斯博士，你是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技术主任吗？”
“是的。”
“我这里有一套NASA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九年期间的财务支出表，令人印象深刻。总额高达22547450000美元，一九六九至一九七〇财年的估算则超过了3000000000美元。或许你愿意向我们解释一下，我们花掉这些钱后会得到什么回报。”
“乐意之至，参议员。”
于是在一种紧张但还称得上友好的气氛中，听证会就这么开始了。后来敌对情绪与日俱增。他当时就明白这并不公平。任何一个大型组织都会有其弱点，都会遭遇失败，而像NASA这样真正将征服太空作为目标的组织，更是无法期望完全的成功。人们从一开始就明白，征服太空所要付出的生命与金钱，不会比征服天空少。十年来，几乎有一百人献出了生命——他们死在地球上、太空中、月面的荒野上。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的紧迫感一旦过去，公众便开始询问“为什么”。斯蒂尔曼非常精明地意识到自己可以成为这些质疑的传声筒。他的表演冷酷无情，拿捏到位。找个替罪羊会使事情方便一些，而哈克尼斯不幸地扮演了这一角色。
“是的，博士，太空研究给我们带来了更加先进的通信技术和更加准确的天气预报，这些方面的好处我非常了解，我也确信每个人都对此心怀感激。但是所有这些工作基本上都可以由无人操控的航天器完成。令我困扰的——令很多人困扰的——是载人航天项目巨额的投入，及其微不足道的产出。自从十来年前的水星计划和X-15计划，我们已经往太空发射了几十亿美元。而结果又是什么？不过是几个人在大气层外度过了并不自在的几个小时，做出的事情都是电视摄像机和自动仪器能做得到的——而且机器能够做得更好，成本更低。此外还有人失去了生命!我们都不会忘记X-21重入大气层被烧毁时，收音机里传出的尖叫。我们有什么权力让人这样去送死？”
他依然记得他讲完之后，会议室里一片静默。他的问题提得很有道理，理应得到回答。但是，他那种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的遣词造句实在是有碍公平，更何况，这些问题针对的是一位根本无法做出有力回答的人。斯蒂尔曼不会对冯·布劳恩或者李柯弗采用同样的战略，他们有能耐把斯蒂尔曼的机锋原样奉还。但是哈克尼斯绝非演说家，即便有什么强烈的个人感受，他也会将其深埋于心。他是个优秀的科学家，有才干的管理人员——却是个笨拙的证人。胜利有如探囊取物。记者们最喜欢这种事情：他一直没弄清楚哪个记者编了一个外号“点背哈克尼斯”。
“验室——你说它将耗资多少？”
“略低于十五亿。”
“每年的维护费用呢？”
“不超过两亿五千万。”
“在我们考量先前的估算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必须容许我们以某种怀疑态度审视这些图表。但是即使假定预算没有问题，我们投入这些钱将得到什么？”
“我们将可以建立我们第一个大规模空间研究站。截至目前，我们都只能在并不合适的飞行器上狭窄的角落里做实验，而通常这些飞行器都是在执行其他任务。我们绝对需要一个永久性的有人空间实验室。没有它，就不可能有下一步的进展，太空生物学就很难开展——”
“太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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