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首次发表于《花花公子》(Pyboy)
收录于《来自太阳的风》
这篇小说再次显示了我对海洋深处的神秘生物有多么着迷。而且，早在一九六二年，它就暗示了俄国人里也有好人，可说是相当大胆。
当交换机显示苏联大使馆正在线上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好——又有活干了!然而，等到贡恰罗夫刚一开口，我就知道麻烦来了。
“克劳斯吗？我是米哈伊尔。你能马上来一趟吗？有急事，我没法在电话上说。”
在去使馆的途中，我担心了一路，想要为我们这头可能出现的失误找借口。但我想不到能出什么错。眼下，我们和俄国人之间没有未执行完的合同。最后一项工程在六个月之前就完成了，准时且令他们完全满意。
原来，他们现在对那个工程又不满意了，我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商务参赞米哈伊尔·贡恰罗夫是我的老朋友，他跟我说了他了解的所有情况，但信息并不多。
“我们刚收到锡兰的紧急电报，”他说道，“他们叫你马上去一趟。水热项目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我问道。不过，不用问我也知道问题肯定出在深层，因为我们只负责了那个部分的安装。俄国人自己搞定了所有的陆上工程，但他们不得不依靠我们来安装印度洋底三千英尺深的水下网格。世界上没有哪家公司能配得上我们的口号：任何工程，任何深度。
“我只知道，”米哈伊尔说道，“现场工程师报告说系统完全瘫痪了。再过三个星期，锡兰首相就要给工厂举行启用典礼了。如果到时候还解决不了问题，莫斯科会非常非常不高兴。”
我在头脑里迅速过了一遍合同的惩罚条款。公司应该没事，因为客户已经签了接收证书，认可了我们的工作已符合标准。当然，事情没那么简单，如果确实是我们这头出现了疏忽，我们也许能逃脱法律上的责任——但肯定会对生意造成极坏的影响。而且，对我个人的影响会更糟糕，因为我是亭可深水项目的负责人。
请不要称我为潜水员，我恨这个称呼。身为一个深水工程师，其实我用到潜水器具的机会很少，就像飞行员不怎么会用到降落伞一样。大多数的工作都通过监视器和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每当不得不下去时，我会坐在一艘配备了机械手的微型潜艇里。我们称它为龙虾，因为它也有钳子；它的标准型能对付五千英尺的水深，特殊型则能胜任马里亚纳海沟底部的工作。我自己从来没去过那地方，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给你个报价。粗略估计，每英尺大概会要你一块钱，每个工时再另加一千。
当米哈伊尔说到有架喷气式飞机正在苏黎世等着我，并问我是否能在两个小时内赶到机场时，我意识到俄国人是认真的。
“听着，”我说道，“没有装备我什么也干不了——光是用于检查的装备就重达好几吨。况且，它们都在斯培西亚[1]停着呢。”
“我知道，”米哈伊尔以不容拒绝的口吻说道，“我们会安排另一架运输机。一旦等你到锡兰确定了还需要别的什么，我保证十二小时内把它们送到现场。但请不要和任何人谈起此事，我们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我同意了，因为它可能是我惹出来的。我离开他办公室时，米哈伊尔指着墙上的日历说了声“三个星期”，并用手指在脖子br>两个小时后，我飞在了阿尔卑斯山的上空。用电台和家人道别后，我开始懊悔为什么自己不像其他有头脑的瑞士人那样找份银行的工作，或是干手表生意。都是皮卡德一家和汉尼斯·凯勒的错，我阴郁地想着，世上那么多国家，为什么非得是这几个瑞士人开创了深潜的传统呢？瞎想了一阵子之后，我决定睡上一觉，担心自己在未来的一段日子里睡不了多少了。
拂晓过后不久，我们降落在了亭可马里[2]。这是一个巨大的、错综复杂的港口——我一直都没能搞清它的地形。它就像是一座迷宫，里面有海角、岛屿、交错的水道，还有大到足以装下全世界海军的港池。我能看到高耸的白色管理大楼，造型有些夸张，矗立在一片俯视着印度洋的海岬上。大楼的选址纯粹是出于宣传——当然，如果我是俄国人，我会说是为了提升“公共形象”。
我其实并非在嘲讽我的客户，他们有足够的理由骄傲，因为这是有史以来在利用海洋热能上最具野心的尝试。它不是最早的：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科学家乔治·克洛德曾有过一次不成功的尝试；还有一次规模更大些的，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非洲西海岸的阿比让。
所有的这些项目都有赖于一个令人称奇的事实：即使在热带，一英里深处的海水温度也几乎到了冰点。再加上几十亿吨的海水，这个温差就代表了巨大的能源——以及向能源匮乏国家的工程师提出的挑战。
克洛德和他的后来者曾尝试通过低压蒸汽引擎来利用这个能源，俄国人则使用了一个更为简单和更为直接的办法。早在一百多年前，科学家就已经发现，你只需加热材料的一头，同时冷却它的另一头，就可以在众多材料里产生电流。自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俄国科学家就一直在尝试将这种“热电效应”投入应用。早期的装置效率不高——但仍足以用煤油灯的热来为上千台收音机供电。到了一九七四年，他们取得了一个重大的、仍属保密的突破。虽然是我安装了系统冷端的发电单元，但我并没有见过它们的真面目，因为它们被防腐层完全覆盖了。我只知道它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格，就像是众多老式的蒸汽暖气片拼装在一起。
有一小群人等在亭可跑道上，我认出了其中的大多数。朋友也好，敌人也好，总之他们见到我都挺高兴——尤其是总工程师夏皮罗。
“说说吧，列夫，”坐在车里出了机场时，我开口说道，“出什么问题了？”
“我们不知道，”他直白地说道，“你来找到问题——并把它修好。”
“好吧，那发生了什么？”
“本来一切都很好，全功率测试也做了，”他回答道，“输出值在理论值百分之五的误差范围之内。但就在星期二的凌晨一点三十四分。”他咧了咧嘴，显然这个时间已刻在他心里，“电压开始剧烈波动，我们只好切断载荷，检查了仪表。我还以为有哪个笨船长钩到了电缆——你知道我们费了多大劲来阻止此类事情的发生——因此我们打开探照灯搜索海面。视野范围里并没有船。总之，有什么船会在这么个能见度良好、风平浪静的夜晚下锚在港口外呢？
除了观察装置、不断测试之外，我们也做不了别的什么。等到了办公室，我给你看所有的图表。四分钟之后，整个系统断路了。好在我们能确定断开的确切位置——它位于最深的部位，就在网格上。问题应该出在那地方，不在系统的这一头。”他指着窗外，又阴郁地加了一句。
我们刚驶过太阳池——相当于传统热机中的锅炉。这是俄国人从以色列人那里借来的点子。它只是个浅水塘，底部涂成黑色，里面装满高浓度的卤水。它是一个高效的捕热装置，太阳光能把**加热到近两百华氏度。沉在液面下的是热电系统的“热”网格，埋深约为两英寻。粗大的电缆将它们连到我的单元上——位于亭可港入口处的海沟，水深有三千英尺，温度也低了一百五十度。
“我猜你已经检查过是否有地震了？”我心有不甘地问道。
“当然。地震仪上没有任何显示。”
“鲸鱼呢？我警告过你它们可能会带来麻烦。”
一年多以前，正当往海里铺主导线时，我跟工程师提起过，有条抹香鲸在南美被离岸半英里的海底电报线缠住并淹死了。还发生过其他十几起类似的事件——但我们这里似乎不属于其中。
“这是我们想到的第二个原因，”夏皮罗回答道，“我们联络了渔政部门、海军和空军。海岸附近没有鲸鱼。”
就在此时，我停止了推理，因为听到了令我不太舒服的东西。和所有的瑞士人一样，我在语言上有天赋，已学会了不少的俄语。然而，你不必成为一个语言学家，也能听懂“蓄意破坏”这个词，因为它和德语的发音相当接近。
这个词出自迪米特里·卡尔普欣口中，项目的政治委员。我不喜欢他，工程师也不喜欢他，有时还会故意粗鲁地对待他。一个老派的政治人物，一直未能走出斯大林的影响，他怀疑苏联外部的一切，也怀疑内部的大多数。“蓄意破坏”是一个合他胃口的解释。
话说回来，如果亭可电力项目失败，肯定有很多人会幸灾乐祸。从政治上来说，苏联的形象将会受损；从经济上来说，它会影响超过几十亿的利益，因为一旦水热电厂成功，它将与石油、煤炭和水电形成竞争，尤其是核能受到的影响会更大。
然而，我真的不相信什么“蓄意破坏”。毕竟，冷战已经结束。可能只是有人想对网格采样，手法粗放了一点。但这种猜测的可能性也不高。我能掰着手指数清这世上有几个人能胜任这么一份工作——其中有一半是我公司的雇员。
水下摄像器材在当天晚上到了，忙了一整晚之后，我们在一艘小艇上装好了摄像机、显示屏，还有一英里长的同轴电缆。就在我们驶离港口时，我感觉自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码头上，但距离太远，再加上满脑子都是事，我不敢确定看到了什么。况且，实话告诉你，我不是一个好水手，我只是到水下才会觉得自在。
我们比照着圆岛灯塔进行了仔细的定位，并将小艇固定在网格的正上方。随后，模样像个微型深海潜水器的自推进摄像机被放下船舷。我们盯着显示器，注意力也跟着它一起下去了。
水下异常清澈，也异常空旷。但接近海底时，我们看到了一些生命的迹象。一条小鲨鱼游了过来，盯着我们看。接着，一个水母一张一缩地漂了过来，后面跟着个像是大蜘蛛的东西，上百条毛茸茸的腿协调一致地伸缩摆动着。最后，海沟那倾斜的崖壁映入眼帘。我们正中目标，那里有多条粗壮的电缆伸向海沟深处，和六个月以前我对安装做最终检查时看到的情景一样。
我开启低功率喷射装置，让摄像机沿着电缆沉了下去。电缆的状况近乎完美，依然牢牢地锚在我们打在岩石上的销钉上。最后，直到看见网格本身，我才注意到了不正常的地方。
你看过车子撞上灯柱后，它的散热器会变成什么样子吗？这么说吧，有一段网格看着就是那个样子。有东西撞到它了，就像是有疯子用大锤子狠狠地把它砸了一顿。
我身后那几个正探着脑袋看的人发出了震惊加愤怒的叫声。我又听到有人在低语“蓄意破坏”，大家都觉得这不再是胡说八道了。只有另一种可能性能造成眼前的景象，那就是从高处滚落的大石。但是，海沟的崖壁经过了非常严格的检查，杜绝了这种可能性。
不管原因是什么，受损的网格肯定是要替换掉的。不过，在我的龙虾——整整二十吨——到来之前，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整个工休期间，它都躺在斯培西亚港口的仓库里。
“说吧，”等我在屏幕上完成视觉检查并给受损的地方照了相之后，夏皮罗说道，“要多长时间才能修好？”
我不想给出承诺。我在水下生意上学到的第一课就是没有哪项工作能按期完成。成本和时间的估计从来都是不准的，因为只有当你将合同执行到一半之后，你才能确定面临的挑战到底是什么。
我私下估计应该需要三天。于是，我说道：“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应该不超过一个星期。”
夏皮罗叫了起来：“你不能再快点吗？”
“我不想用不切实际的承诺来误导你们。总之，我在最后期限之前还给你们留了两个星期。”
他应该是满意这个结果的，尽管在回港口的路上他一直在跟我讨价还价。但等我们到了港口之后，他又有了新的麻烦。
“早上好，乔。”我跟那个仍耐心等在码头上的人说道，“我在出海的时候就看到你了。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也想问你同样的问题。”
“那你最好去问我的老板。夏皮罗总工，这位是乔·沃特金斯，《时代周刊》的科学记者。”
列夫的反应并不热情。原本他最喜欢和新闻人员打交道，每周都会搞一次采访。随着最后期限的临近，更多的记者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当然也包括苏联。但此刻，即使是塔斯社[3]，也会像《时代周刊》一样不受欢迎。
看到卡尔普欣是如何接管眼前这个局面的让人觉得好笑。从那一刻起，乔彻底被一个叫作谢尔盖·马尔科夫、脾气温和、负责公共关系的年轻人缠上了，他成了他的向导，外加心灵和饮酒上的伙伴。无论乔怎么努力，就是甩不掉他。当天下午，在夏皮罗的办公室开完一个累人的长会后，我在政府的招待所里吃迟到的午餐时，撞到了他们。
“这里有什么情况，克劳斯？”乔可怜巴巴地问道，“我闻到了麻烦，但没人承认。”
我搅着咖喱，想要在头脑里分清哪些是安全的信息，方便透露给他。
“我不能透露客户的信息。”我回答道。
“你以前不是挺能说的吗，”乔提醒着我，“你给直布罗陀大坝做踏勘的时候，忘了？”
“噢，是的。”我承认道，“我也感谢你帮我发表了文章。但这次事关商业机密。我——呃——在做些最后的调整，为了提高系统的效率。”
这话当然也是真的；我的确希望能提高系统的效率，因为现在项目的价值只是零而已。
“是吗，”乔酸了我一句，“非常感谢。”
“那么，”我说道，想尽快把他打发走，“你又有什么疯狂的推理呢？”
作为一个十分优秀的科学记者，乔对各种奇谈怪论有着异样的喜好。或许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表现。我碰巧知道他也会写科幻小说，尽管他对雇主严格保守了这一秘密。他迷恋鬼怪、超感官知觉、飞碟等东西，但失落的大陆才是他真正的专长。
“我的确有两个推理，”他承认道，“是我在对这个故事做研究时产生的。”
“接着说。”我说道，目光却不敢离开咖喱。
“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张地图——托勒密的，省得你非得问是谁画的——是有关锡兰的。它让我想到了我收藏的另一张古地图，我把它找了出来。它上面也有同样的中央山脉，也有同样的流域体系通向大海，但它是亚特兰蒂斯的地图。”
“不会吧!”我叹了一口气，“我们上次见面时，你让我相信了亚特兰蒂斯是在西地中海盆地。”
乔露出了迷人的微笑。
“我也会犯错误，不是吗？总之，我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锡兰古时的名字叫什么？提醒你一下，现代僧伽罗语里也这么称呼它的。”
我想了一秒钟，随后发出了惊呼：“老天!是兰卡，肯定是。兰卡——亚特兰蒂斯。”这两个名字从我嘴里滑了出来。
“没错，”乔说道，“但仅有这两条线索，不管多么有力，还是不能构成完整的推理。到目前为止，我也就掌握了这么多。”
“太遗憾了，”我说道，真的很失望，“那你的另一个推理呢？”
“它肯定会让你跳起来的。”乔沾沾自喜地说道。他伸手去够那个总是随身带着的破公文包，从里面掏出了一捆纸。
“这件事就发生在离这里一百八十英里的地方，刚过一百年。你应该能注意到，我的消息来源非常可靠。”
他递给我一张复印件，我看清了那是《伦敦泰晤士报》一八七四年七月四日的一个版面。我不以为然地读了起来，因为乔总是时不时会拿出一两张旧报纸。但我的冷淡并没有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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