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师生于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此时正值曹操统一北方、赤壁之战爆发的关键年份，天下三分的格局初现雏形。
他的父亲司马懿，是曹魏政权中后期最重要的谋臣之一，早年虽避世不出，却因才华被曹操强征为官，后凭借多次献策、抵御诸葛亮北伐等功绩，逐渐成为曹魏的“柱石之臣”；母亲张春华，是河内郡名门之女，聪慧果决，曾为司马懿掩盖“装病避仕”的真相，助其躲过曹操的猜忌。
出身于这样的世家大族，司马师自小便接受了严苛的教育与政治熏陶。
他幼年时便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沉稳与聪慧，《晋书》记载他“雅有风彩，沈毅多大略”，不仅精通经史子集，还擅长兵法谋略，更兼习武强身，是典型的“文武双全”之才。
少年时期，司马师便与当时的名士交往密切，如夏侯玄、何晏等人，这些人皆是曹魏宗室或高官子弟，形成了早期的社交圈层。
不过，与夏侯玄的“尚玄谈、重虚名”不同，司马师始终保持着务实的态度，他深知在乱世之中，仅有才华不足以立足，更需隐忍与谋略。
司马懿对这个长子寄予厚望，很早就开始带他参与政治事务。
在司马懿抵御诸葛亮北伐期间，司马师曾多次随父出征，负责后勤调度或领兵侧翼，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
同时，他也在父亲的授意下，暗中结交曹魏内部的中下级官员与军中将领，为司马氏培植潜在的势力。
这一时期的司马师，如同一条潜于渊中的龙，看似默默无闻，实则在暗中积蓄力量，等待合适的时机。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师的婚姻也与曹魏政权紧密相连。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曹魏重臣夏侯尚之女、夏侯玄的妹妹夏侯徽。
这场婚姻本质上是司马氏与夏侯氏两大世家的政治联姻，夏侯氏作为曹魏宗室的“旁支核心”，势力庞大，司马懿通过这桩婚事，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
而司马师在这段婚姻中，不仅获得了夏侯氏的支持，更通过与夏侯玄的亲属关系，深入了解了曹魏宗室与朝堂重臣的内部动态，为日后的政治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如果说少年时期的司马师是“潜龙在渊”，那么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之变”，便是他利刃出鞘、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中央的关键转折。
此时，司马懿已被曹魏宗室曹爽排挤，明升暗降为太傅，失去了实权；而曹爽凭借宗室身份，独揽朝政，结党营私，不仅得罪了朝中老臣，还激化了与司马氏的矛盾。
司马懿深知曹爽的野心，决定以退为进，再次“装病”避祸，暗中策划反击，而司马师则成为了父亲最核心的助手。
在“高平陵之变”前的准备阶段，司马师承担了最关键的任务——组建“死士”队伍。
据《晋书》记载，司马懿在策划政变时，仅与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二人商议，而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
三千死士并非一朝一夕可成，需长期隐匿、供养，还要确保忠诚度与执行力，这足以体现司马师的谋划能力与组织能力。
当时，就连司马懿也对长子的“隐秘布局”感到惊讶，曾感叹“此子竟可成大事”。
正始十年（249年）正月，曹爽陪同魏帝曹芳前往高平陵祭拜魏明帝曹叡，司马懿趁机发动政变，以“皇太后诏”的名义，关闭洛阳城门，控制中枢机构。
此时，司马师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亲自领兵驻守司马门，阻止曹爽党羽进入皇宫；同时，他迅速接管了洛阳城内的禁军，切断了曹爽与城内的联系。
整个过程中，司马师镇定自若，调度有序，丝毫没有初掌大权的慌乱，与弟弟司马昭的“夜不能寐”形成鲜明对比。
政变的结果，是曹爽集团的彻底覆灭。
曹爽选择投降后，司马懿、司马师父子并未手软，以“谋逆罪”将曹爽及其党羽何晏、丁谧、桓范等人全部诛杀，且“夷三族”。
这场血腥的清洗，不仅清除了司马氏掌权的最大障碍，更震慑了朝中反对势力，让曹魏政权的实际控制权落入司马氏手中。
而在这场政变中，司马师凭借“阴养死士”“掌控禁军”“稳定局势”三大功绩，正式成为司马氏集团的“二号人物”，其地位仅次于司马懿。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虽仍是司马氏的核心，但年事已高（时年70岁），许多具体的政务与军事事务，开始交由司马师处理。
司马师也借此机会，进一步巩固权力：他提拔忠于司马氏的官员，替换曹魏宗室在地方与军中的势力；同时，他注重收拢民心，减轻赋税，修复水利，通过一系列惠民政策，改变了司马氏“权臣专权”的负面形象，为司马氏代魏积累了民意基础。
嘉平三年（251年），司马懿病逝，司马师以长子身份，正式继承父亲的权力，担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总揽朝政。
此时的曹魏政权，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曹魏宗室对司马氏的专权早已不满，地方将领中也有不少人忠于曹魏，试图推翻司马氏的统治；而朝中老臣虽不敢公开反对，但对司马师的“年轻掌权”（时年43岁）仍存疑虑。
面对这样的局面，司马师展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政治手腕与铁血魄力，通过“稳定中枢”与“平定叛乱”，牢牢掌控了政权。
司马师掌权后，首先做的便是“稳定人心”。
他延续了司马懿时期的“宽政”政策，对朝中官员“恩威并施”：对于忠于司马氏的老臣，如蒋济、王凌等人，他予以重用，保留其爵位与权力；对于持中立态度的官员，他不加逼迫，允许其“各司其职”；而对于暗中反对司马氏的曹魏宗室与官员，他则采取“隐忍观察”的策略，不轻易动手，避免激化矛盾。
同时，司马师注重“制度改革”，以提升行政效率。
他简化了曹魏后期繁琐的官僚制度，裁撤冗余官员，选拔有才能的寒门子弟入朝为官，打破了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垄断。
这一举措，不仅得到了寒门子弟的支持，也削弱了曹魏宗室与旧贵族的势力，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的统治基础。
此外，司马师还十分重视“舆论引导”。
他提倡“尊儒重教”，修复因战乱受损的太学，鼓励学者着书立说，通过宣扬“忠君爱国”的思想（此处的“君”虽为魏帝，实则为司马氏掌控下的政权），营造稳定的社会氛围。
同时，他严禁官员“结党营私”，对贪腐官员严惩不贷，树立了“清正廉明”的执政形象。
司马师掌权后，面临的第一次重大挑战，便是嘉平三年（251年）的王凌之乱。
王凌是曹魏的老臣，曾任司空、太尉，与司马懿同辈，素来忠于曹魏，对司马氏专权极为不满。
他认为魏帝曹芳年幼，被司马氏控制，于是暗中联合外甥令狐愚（兖州刺史），计划拥立楚王曹彪（曹操之子）为帝，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另立朝廷，与司马师掌控的洛阳政权对抗。
王凌的计划起初十分隐秘，但很快被司马师察觉。
此时，司马懿刚去世不久，司马师若立即出兵平叛，可能会引发朝中动荡；但若放任不管，王凌的势力将进一步扩大。
面对两难局面，司马师选择了“先稳后打”的策略：他首先以“加官进爵”的名义，任命王凌为太尉，麻痹对方，使其放松警惕；同时，他暗中调遣荆州刺史胡遵、豫州刺史诸葛诞等人，领兵向寿春方向集结，形成包围之势。
嘉平三年四月，王凌见时机成熟，决定起兵反叛，却发现自己已被司马师的军队包围。
此时的王凌，既无兵力优势，也无民心支持，深知大势已去，最终选择投降。
司马师并未对王凌施以极刑，而是将其押往洛阳，途中王凌自杀。
不过，为了震慑其他反对势力，司马师仍下令将王凌、令狐愚“夷三族”，并赐死楚王曹彪，同时将曹魏宗室诸王全部迁往邺城（今河北临漳），派人严加看管，彻底消除了曹魏宗室的反抗可能。
王凌之乱的平定，不仅巩固了司马师的权力，更向天下宣告了司马氏“不容反叛”的决心。
此后，朝中与地方的反对势力虽仍有不满，但大多不敢再公开与司马氏对抗，司马师的统治地位进一步稳固。
正元元年（254年），司马师迎来了掌权后的又一次重大考验——魏帝曹芳与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光禄大夫张缉等人密谋，试图剥夺司马师的权力，恢复曹魏宗室的统治。
李丰等人是曹魏旧臣的代表，夏侯玄更是司马师的前小舅子，他们认为司马师“专权跋扈”，已威胁到曹魏的存亡，于是暗中联络宫中宦官与部分禁军将领，计划在朝堂之上发动政变，诛杀司马师。
然而，这场密谋很快被司马师的眼线察觉。
司马师得知消息后，并未慌乱，而是迅速采取行动：他先以“议事”为名，将李丰、夏侯玄、张缉等人召入大将军府，随后当场揭露他们的密谋，将三人全部逮捕。
在审讯中，司马师并未严刑逼供，而是凭借掌握的证据，让三人无从辩驳，最终以“谋逆罪”将他们诛杀，并“夷三族”。
诛杀李丰等人后，司马师意识到，魏帝曹芳虽年幼，但已成为反对势力的“精神象征”，若不废黜，日后必成隐患。
于是，他以“曹芳年长不亲政，沉迷酒色，不能承继大统”为由，上奏皇太后郭氏，请求废黜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曹丕之孙）为帝。
当时，朝中虽有部分官员反对，但在司马师的压力下，最终无人敢公开抵制。
同年九月，曹芳被废为齐王，迁往河内郡；曹髦登基为帝，成为司马氏掌控下的新傀儡。
废立皇帝，是中国古代政治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往往伴随着流血冲突与政权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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