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但司马师通过“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不仅顺利废黜了曹芳，还立了一个更年幼、更易控制的曹髦，既消除了隐患，又未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动荡，足以体现其政治手腕的成熟与权力的稳固。
此时的司马师，已成为曹魏政权实际上的“无冕之王”，距离代魏仅一步之遥。
正元二年（255年），司马师的权力达到巅峰，但一场更大的叛乱也随之爆发——扬州刺史文钦与镇东将军毋丘俭在寿春起兵反叛，史称“毋丘俭文钦之乱”，这是“淮南三叛”中的第二次叛乱，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文钦与毋丘俭都是曹魏的资深将领，曾随司马懿、曹爽等人征战多年，对司马氏专权极为不满。
尤其是文钦，与司马师素有矛盾，其子文鸯更是骁勇善战，被文钦视为“破敌利器”。
正元二年正月，文钦与毋丘俭以“讨伐司马师，恢复曹魏正统”为名，在寿春起兵，兵力达五六万人，并向各州郡发布檄文，号召天下诸侯共同讨伐司马氏。
此时的司马师，正患有眼疾（据史书记载，他此前因过度操劳，眼睛上长了“瘤疾”，时常疼痛），身体状况不佳。
面对文钦、毋丘俭的叛乱，朝中大臣纷纷建议司马师派弟弟司马昭领兵出征，自己留在洛阳养病。
但司马师深知，此次叛乱规模庞大，文钦、毋丘俭素有威望，若不亲自出征，恐难平定，且一旦司马昭领兵在外，朝中可能出现权力真空，引发新的动荡。
于是，他不顾眼疾的疼痛，决定亲自率军平叛。
司马师亲率十万大军，抵达项城（今河南沈丘），与文钦、毋丘俭的叛军对峙。
他采取“分兵包抄”的策略：一方面，派镇南将军诸葛诞领兵进攻寿春，切断叛军的后路；另一方面，派兖州刺史邓艾领兵驻守乐嘉（今河南项城西北），引诱文钦来攻。
文钦果然中计，派儿子文鸯率精锐突袭乐嘉，试图一举击溃邓艾的军队。
文鸯骁勇善战，率部连夜突袭，在司马师的军营外大声呐喊，吓得司马师“眼球突出”（眼疾复发，瘤疾破裂），疼痛难忍。
但司马师为了稳定军心，始终咬着牙，用被子蒙住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甚至将被子咬破。
左右侍从见他如此痛苦，都劝他撤军，但司马师坚决拒绝，坚持指挥军队反击。
最终，文鸯的突袭未能成功，文钦、毋丘俭的叛军因后路被断，军心涣散，很快被司马师的军队击溃。
毋丘俭在逃亡途中被杀，文钦则率领残部逃往吴国。
“毋丘俭文钦之乱”被成功平定，司马师再次稳固了司马氏的统治。
然而，这场平叛之战也彻底拖垮了司马师的身体。
由于眼疾恶化，加上连日操劳，司马师在班师回朝途中，于许昌病逝，时年48岁。
临终前，司马师召见弟弟司马昭，将权力正式交给他，并嘱咐道：“吾今疾甚，汝继我为大将军，总摄朝政，切勿辜负父兄之业。”随后便溘然长逝。
司马师的一生，虽然短暂（仅48年），却对三国后期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是司马氏代魏的“关键承继者”——父亲司马懿为司马氏奠定了掌权的基础，而司马师则通过平定叛乱、废立皇帝、巩固权力，将司马氏的统治从“不稳定”推向“稳固”，为弟弟司马昭“称公封王”、侄子司马炎建立西晋铺平了道路。
若没有司马师在高平陵之变中的“三千死士”，没有他平定王凌、毋丘俭之乱的铁血手段，没有他废立魏帝的决断，司马氏或许早已被曹魏宗室推翻，西晋的建立也将无从谈起。
从政治与军事才能来看，司马师无疑是三国后期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他沉稳隐忍，善于谋划，在高平陵之变前“阴养死士”，体现了他的长远眼光；他临危不乱，在政变与叛乱中调度有序，体现了他的军事才能；他恩威并施，在掌权期间整顿朝纲、收拢民心，体现了他的政治手腕。
就连《晋书》也评价他“雅有风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誉，与夏侯玄、何晏齐名。
晏常称曰：‘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子元是司马师的字）。
然而，司马师的一生也充满了争议。
他作为曹魏的臣子，却“专权跋扈”，诛杀宗室，废立皇帝，被后世视为“乱臣贼子”的代表。
尤其是他在平定叛乱时“夷三族”的铁血手段，以及废黜曹芳的行为，被传统儒家史观批判为“不忠不义”。
唐代史学家房玄龄在《晋书》中虽肯定了他的才能，却也指出他“遂使神器幽沦，宗祊颠覆，昭、师之志也”，认为他与司马昭是导致曹魏灭亡的“罪魁祸首”。
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司马师的行为并非单纯的“篡权”，而是三国后期“士族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自东汉末年以来，世家大族逐渐成为社会的核心力量，曹魏政权虽由曹操建立，但始终依赖世家大族的支持。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司马懿、司马师父子之所以能掌权，本质上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世家大族的利益，而曹魏宗室的“集权尝试”（如曹爽的改革）则损害了世家大族的利益，最终导致了司马氏的崛起。
司马师的一系列举措，既是为了司马氏的利益，也是为了维护世家大族的统治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士族政治”的“维护者”与“推动者”。
司马师去世后，被追赠为大将军、舞阳侯，谥号“忠武”；其侄司马炎建立西晋后，追尊他为潜龙在渊，权倾朝野：西晋奠基人
司马师去世后，被追赠为大将军、舞阳侯，谥号“忠武”；其侄司马炎建立西晋后，追尊他为“景皇帝”，庙号“世宗”，将其灵位供奉于太庙，与司马懿（晋宣帝）、司马昭（晋文帝）并列，成为西晋皇室认可的“开国三祖”之一。
这一追尊，不仅是对司马师功绩的肯定，更标志着他正式从“曹魏权臣”转变为“西晋皇室先祖”，其历史地位被永久定格。
从后世评价来看，司马师的形象始终存在“两极分化”。
在传统封建史观中，他是“篡夺曹魏江山”的乱臣，与司马懿、司马昭一同被钉在“不忠”的耻辱柱上。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虽客观记载了司马师的生平，却在评语中强调“司马氏专权，废立君主，实乃周室东迁以来未有之大变”，将其视为“礼崩乐坏”的代表；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更是在《读通鉴论》中痛斥司马师“以臣废君，以私害公，虽有小智，终为乱贼”，认为他的行为彻底破坏了“君君臣臣”的封建伦理。
但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时代背景”出发，重新审视司马师的角色。
三国后期，曹魏政权早已陷入“内耗”：曹叡之后，曹芳、曹髦等皇帝均年幼，无法掌控朝政；宗室子弟或昏庸无能，或野心勃勃（如曹爽），导致朝堂派系林立，民生凋敝。
而司马师掌权期间，虽有“专权”之名，却实实在在推动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稳定的举措——他平定叛乱，避免了国家分裂；他整顿吏治，提升了行政效率；他轻徭薄赋，缓解了百姓疾苦。
从“治国成效”来看，司马师的执政能力，远胜于同期的曹魏宗室。
更重要的是，司马师为西晋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
他在掌权期间，完善了“九品中正制”，让世家大族的利益得到进一步保障，稳定了统治阶层；他改革军事制度，将地方兵权收归中央，避免了“诸侯割据”的重现；他重视人才选拔，提拔了邓艾、钟会等有才能的将领，为后来西晋灭蜀、灭吴积累了军事力量。
可以说，西晋能够在司马炎时期完成统一，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司马师留下的“政治遗产”。
若将司马师与同时代的人物对比，更能凸显他的独特性。
他没有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却多了一份“临危不乱”的魄力；他没有司马昭的“野心外露”，却多了一份“隐忍克制”的智慧；他更没有曹爽的“刚愎自用”，而是始终以“务实”为核心，一步步推进司马氏的大业。
他就像一台精密的“铺路机”，默默铲除障碍、铺设道路，让弟弟司马昭能够顺利“称公封王”，让侄子司马炎能够轻松“登基称帝”。
司马师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西晋一朝，更渗透到了后世的政治与文化中。
在政治层面，他开创的“权臣稳权模式”——通过“掌控禁军、平定叛乱、废立君主”巩固权力，成为后世权臣效仿的范本。
东晋的桓温、南朝的刘裕、萧道成等人，在篡夺前朝政权时，都或多或少借鉴了司马师的策略，可见其政治智慧的深远影响。
在文化层面，司马师的故事成为后世文学、戏剧创作的重要素材。
元代关汉卿的杂剧《邓伯道弃子救侄》中，虽未直接提及司马师，却以“高平陵之变”为背景，展现了当时的政治动荡；清代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中，虽对司马师的描写较为简略，却通过“废曹芳”“平淮南”等情节，塑造了他“铁血权臣”的形象；现代影视剧如《虎啸龙吟》，则进一步丰富了司马师的人物性格，将他从“历史符号”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让更多人了解到他在三国后期的关键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师的“隐忍与决断”，也成为后世文人墨客感慨的对象。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中写道“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虽咏叹的是西晋灭吴，却暗含对司马氏祖孙三代（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奠基之功的认可；近代学者吕思勉在《三国史话》中更是直言“司马师之才，实过于司马昭，若天假以年，西晋的开国皇帝，或许就不是司马炎，而是司马师本人”，对他的英年早逝深感惋惜。
hai
零零读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