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的腰又开始隐隐作痛了。
那是一种从腰椎深处弥漫开来的钝痛，顺着筋脉往下蔓延，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捆缚着他的身体，也绞紧了他的神经。他站在父母家那扇熟悉的暗红色防盗门前，没有立刻掏出钥匙，而是下意识地用手握成拳，抵住后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几乎成了他每日午间抵达这里的固定仪式，一种面对漫长“刑期”前的短暂自我安抚。
门内，是他年迈多病的父母；门外，是他疲惫不堪、渴望喘息的中年。
最终，钥匙还是插进了锁孔，转动时发出的“咔哒”声，在此刻寂静的楼道里显得格外刺耳。门开了，一股混杂着陈旧家具、中药汤剂和某种难以名状的、属于衰老与疾病的气息扑面而来，沉重得几乎让人窒息。这就是他的妻子陈瑜口中那“病怏怏的气息”，每一次吸入，都仿佛在提醒他时光的残酷和生命力的流逝。
客厅里光线昏暗，厚重的窗帘只拉开了一半。他的母亲，蜷缩在靠窗的那张旧沙发上，身上盖着一条薄毯，听见动静，眼皮抬了抬，有气无力地开口：“伟啊，你来啦……我这心脏不得劲，怦怦乱跳，血压怕是又低了呢，浑身没一点力气啊……”声音带着惯常的虚弱和哀怨。
几乎是同时，从里间卧室传来父亲沙哑而焦躁的声音：“我腿麻得厉害，像有千万只蚂蚁在啃，浑身难受！这破身子骨！”父亲的抱怨更像是某种宣告，宣告着他存在的痛苦，也宣告着这间屋子永无宁日。
李伟沉默地换上拖鞋，走向厨房。母亲的“心脏不得劲、血压低”和父亲的“腿麻、浑身难受”，是每日必上演的台词，精准得如同设定好的程序。他曾经会焦急地追问，会忙着找血压计，会试图安慰，但日复一日的重复，早已将他的关切磨损成一种近乎麻木的沉默。他知道，此刻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行动是唯一被允许的回应。
厨房的水槽里还堆着早餐用过的碗碟，灶台上溅着油点。他开始淘米、洗菜，动作熟练却透着挥之不去的沉重。腰部的疼痛在弯腰时愈发明显，他不得不时时直起身，用手捶打几下。这顿午餐，不仅仅是一顿饭，更像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维系着两位老人摇摇欲坠的日常，也消耗着他所剩无几的精力。
他是家里的独子，是父母理所当然的依靠。自从几年前父亲中风后留下腿脚不便的后遗症，母亲的心脏病和高血压也日益严重，这个家就仿佛一艘不断漏水的破船，而他，是那个手忙脚乱、试图堵住每一个漏洞的水手。妻子陈瑜一周也会抽空过来几次，帮忙采购生活用品，打扫卫生，但主力始终是他。每天雷打不动地中午过来做饭、收拾房间，下午处理完杂事再回自己家，晚上则要随时准备接听父母那头的“紧急电话”。
这种生活，像一张无形而致密的网，将他牢牢困住，动弹不得。他感觉自己的人生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不，甚至是倒带键，重新被拖回了原生家庭的漩涡中心，而属于他自己的小家、事业、乃至个人喜好，都不得不退居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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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伺候父母的人，内心其实是愤怒的。”
晚上，回到自己那间终于可以短暂透口气的家里，陈瑜把手机递到李伟面前，屏幕上是她刚刚读过的一篇文章。李伟扫了一眼标题，没说话，只是疲惫地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陈瑜在他身边坐下，声音里带着心疼和理解：“我觉得这话说得太对了。也真够难为你的……你看看你最近，腰疼没好，情绪也越来越差，一点小事就上火。”
李伟依旧闭着眼，眉头却紧紧锁在一起。愤怒？他不敢细想这个词。那是一种被道德和亲情紧紧包裹、因而显得格外禁忌的情绪。他怎么能对生养自己的父母愤怒？可是，那种无处宣泄的烦躁、那种被无尽索取后的空虚、那种看着生命活力被一点点耗尽的窒息感，又真实地灼烧着他的五脏六腑。
他想起父母对待降压药的混乱方式，那简直是悬在他们头顶，也悬在他心头的一把利剑。医生明明开了长效降压药，叮嘱每天定时服用即可。可母亲偏不，吃完药不到一小时，就一遍遍焦急地测量血压，看到数值没有立刻降到理想范围，便惊慌失措，又翻出短效的、药性更厉害的降压药加服。结果常常是把血压降得过低，导致头晕、乏力，甚至有一次险些晕厥，吓得她和父亲一起哆哆嗦嗦，电话连环催命似的打给他。他和陈瑜不得不火急火燎地请附近诊所的医生上门处理。几次三番，惊心动魄。他反复解释、劝说，甚至把用药说明写在纸上贴在药盒上，都无济于事。那种面对固执与无序时的无力感，几乎要将他逼疯。
“乱吃降压药，是真会出人命的啊！”陈瑜叹息道，“好几次都差点送医院，想想都后怕。伟，我觉得……真到了该考虑送养老院的时候了。”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投入了死水，在李伟心中激起剧烈的波澜。他猛地睁开眼。
养老院？这个念头，并非没有在他脑海里出现过。尤其是在被父母的病痛反复折磨，在被保姆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之后。他们不是没尝试过请人帮忙，前前后后雇过四五个保姆，短的干了几天，长的也不过两三个月。不是被父母各种挑剔、难以相处而主动“撵跑”，就是保姆自己受不了那种压抑和琐碎，“撂挑子”不干了。每一次保姆更迭，都意味着新一轮的寻找、适应和矛盾，最终，担子还是落回他身上。
“不必等把人都拖垮吧？”陈瑜的声音将他从回忆里拉回，“你再这样下去，身体先垮了。而且，这也太绑人了，你哪儿也去不了，我们连想一起出去短途旅行一趟都成了奢望。下午刚回家，电话就响个不停，是‘连环call’！”
陈瑜顿了顿，压低了声音，提到另一个现实的问题：“另外，爸妈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楼层、户型都好，学区也不错，现在卖了还能值俩钱。可再过几年，房市怎么样谁说得准？到时候，需要用钱的地方更多……”
这些道理，李伟何尝不懂。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他被夹在孝道、责任、现实压力和自我需求之间，左右为难，喘不过气。
他沉默了许久，才哑着嗓子，带着一种近乎懦弱的逃避，对妻子说：“送养老院的事……我可不敢说，我爹得骂死我！他那脾气……要说，你去说。”
陈瑜愣了一下，随即一股委屈和不满涌了上来。她理解丈夫的难处，但这种被推出去当“挡箭牌”的感觉并不好受。她脱口而出，带着一丝反击的意味：“你咋不把你90岁的妈送养老院啊？”话一出口，她有些后悔，但这也是横在她心里的一根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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