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工扒着车窗，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把抢过电报，手指头在“特等奖”三个字上摸了又摸，突然一拍大腿：“好小子们！真给我长脸！”他抹了把脸，不知是汗还是别的，“快上车！我跟你们去局里，我要亲眼看看这电报是不是真的！”
吉普车里挤了五个人，土样撒了一路，张工的笑声比发动机还响。路过二组办公室时，正撞见二组的人捧着模型出来拍照，见他们这阵仗，组长赵磊扬着下巴喊：“哟，三组的，方案被退回来啦？也是，你们那方案……”
“我们去北京领奖！特等奖！”老李探出头，把电报拍在他面前。
赵磊脸上的笑僵住了，手里的模型“啪”地掉在地上，零件摔得七零八落。二组的人都愣在原地，看着吉普绝尘而去，半天没人说话。
局里更是炸开了锅。局长亲自在门口等着，握着王干事的手不放：“我就知道你们能行！上次评审会我就跟部里的同志说，三组这方案看着土，可接地气！能真能让山坳里的麦子喝饱水！”
办公室的人都围过来，七嘴八舌地问。小周被围在中间，唾沫横飞地讲他们怎么在山坳里蹲了三个月，怎么在暴雨天跟着水流测走向，怎么被老乡笑“城里来的傻小子”；赵大姐红着眼圈，跟人说老李为了测数据，摔下土坡崴了脚，还瞒着不说；王干事则被记者围着，手里捏着那份改得密密麻麻的原稿，指给他们看哪处是半夜在煤油灯下改的，哪处是听了放羊老汉的建议改的。
张工蹲在角落，翻着他们的原始数据记录，突然抹了把脸，对凑过来的年轻技术员说：“学着点！搞农业的，来不得半点花哨，得把脚扎在泥里，才能长出金麦穗。”
傍晚时分，消息传到了三组蹲过的那个山坳村。村长敲着铜锣在村里喊：“老少爷们！城里来的三组同志，他们那灌溉方案得全国奖了！要去北京领奖喽！”
正在晒谷场打麦子的老乡们都停了手，直起腰往村口望。放羊的老汉把鞭子往地上一戳：“我就说那几个娃能成！他们听我讲的老渠走水法子，真记在本子上了！”
蹲在地上拾麦穗的媳妇们拍着手笑：“怪不得那阵子天不亮就听见他们在渠边敲敲打打，原来是真干事儿啊！”
暮色漫上来时，吉普车载着三组的人往回赶。车窗外，山坳里的新渠泛着水光，刚浇过的麦田绿得发亮。王干事看着那片绿，突然说：“等从北京回来，咱再去山坳里看看，看看麦子长得咋样。”
“对！”小周接话，“让老乡们也摸摸那奖状！”
赵大姐把毛线活拿出来，这次没戳到手：“我得给奖状做个套，红绸子的，喜庆。”
老李吧嗒着烟锅，烟圈飘出窗外，混着田埂上的麦香：“到了人民大会堂，可别紧张得说不出话。”
张工从后座探过身，拍了拍每个人的肩膀，最后说：“咱三组，行！”
车在土路上颠簸，车灯劈开暮色，照亮前方的路。车里的笑声混着发动机的轰鸣，像支没谱却热闹的歌。他们或许还是会紧张，会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差点绊倒，会在记者镜头前说不出整话，但此刻，握着那份浸过汗、沾过泥、改得卷了边的方案原稿，他们心里踏实得很——这奖，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是蹲在泥里、泡在雨里、听着老乡的话，一点点熬出来的。
远处的村庄亮起了灯，像撒在黑夜里的星子。三组的人知道，这不是结束，是开始。等领了奖，还得回去，回那山坳里去，看着新渠里的水，浇出一茬又一茬的好麦子。这才是他们最想做的事，比任何奖状都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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