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樊锥在邵阳创立分会，谭嗣同亦返回浏阳，发起成立了群萌学会。
---
然而，风暴已在悄然酝酿。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学生札记和课堂问答中的批语，涉及平等、民权、废除跪拜、变更服饰、开设议院等激进主张，并借儒家经典、诸子学说阐释其民权思想。
这些惊世骇俗之论起初只在学堂内部流传，风气日益激扬，外界尚不知晓。及至年底放假，学生将载有这些批语的札记带回家中，激动地向家人宣讲。
家长们骤然色变，消息如野火燎原，迅即在长沙城内掀起轩然大波。守旧势力如临大敌，视之为洪水猛兽，疯狂地口诛笔伐，对维新派展开猛烈攻讦。
新年开学，梁启超因过度劳累，竟至病倒。谭嗣同闻讯，忧心如焚，急往探视。病榻前，两人执手相望，情谊真挚。
共同的理想，对国家富强的深切期盼，是支撑他们面对惊涛骇浪的精神砥柱。
然而，他们早已成为守旧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恶毒的詈骂如毒箭般向他们射来。
梁启超病情日重，不得不离湘赴上海就医。
谭嗣同送至码头。江风凛冽，吹动二人的衣袂。
望着载着挚友的船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浩渺烟波之中，谭嗣同双目模糊，心头沉重如铅，唯恐此去便是永诀。
船行江上，梁启超面色苍白却目光如炬，对同行者立下誓言：“今日之艰难险阻，非有抛却此身之决心，不能竟其功！”
其声斩钉截铁，如同咒誓，“万一失败，同志杀尽，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灰败！”初春的长江，寒意未消，他的话语竟如谶语，在呜咽的江风中回荡。
不久，迫于守旧势力的巨大压力，陈宝箴的态度开始动摇，对维新派施加了诸多限制。
梁启超为时务学堂精心擘画的教学方针与课程，在无形中名存实亡。
---
面对困局，谭嗣同、熊希龄等一批年轻志士并未退缩。
他们决意创办一份日报，为维新事业摇旗呐喊，开辟新的宣传阵地。
很快，以熊希龄为首，维新同仁组成董事会，众人集资，《湘报》应运而生。
尽管陈宝箴最终同意设立《湘报》，却定下了诸多限制：
报纸须以绝大部分篇幅刊登朝廷谕旨、官府公文、奏疏，报道本省新政、各国时事、杂闻、商务。论说文章虽可登载，但只许平和议论时政，“不准放言高论”。
在商议主笔人选时，谭嗣同力荐挚友唐才常，盛赞其“学贯中西，识见宏阔，为人持重能吃苦，且有主笔之经验！”
熊希龄深表赞同。陈宝箴却面有难色，沉吟道：
“佛尘（唐才常字）此前在《湘学报》上言论激烈，鼓吹救亡变法，已颇令张香帅（张之洞）不悦。”
谭嗣同急切地解释：“中丞明鉴！佛尘眼见列强环伺，瓜分之祸迫在眉睫，朝廷大员却一味守旧，故言语间难免激愤，欲以此唤醒民众。
只要事前多加商榷，日常严加督促，当不至于有过激之论！”陈宝箴素知唐才常才华横溢，性情也非极端，终于点头应允。
唐才常得任主笔，如鱼得水，以笔为枪，在《湘报》上刊发大量激越文章，大力宣扬“爱国之理”、“救亡之法”，倡导变法维新，与守旧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
倡办学会、提倡地方自治、重视科学技术、抵御外侮、兴办实业、废除八股、伸张民权……《湘报》的言论，以其深沉的爱国热情，磅礴的气势，言辞之锐利，主张之激进，一时间竟使名噪一时的《时务报》、《国闻报》等维新报刊也黯然失色。
至此，时务学堂、《湘报》、南学会，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各展所长，使湖南维新运动如火如荼，声势之盛，冠绝全国，引来各方瞩目。
谭嗣同此时意气风发，爽朗的笑声常伴左右。
他日日奔走于学堂、学会与报馆之间，只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眼前仿佛展开一幅崭新的图景：
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百业兴旺，百姓安居乐业！
然而，好景难长，《湘报》创刊不久，风波又起。
陈宝箴在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愈加摇摆，给蓬勃发展的湖南维新运动投下了致命的阴影。
这一转折始于谭嗣同在《湘报》上刊登了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并亲自撰写附文，盛赞康有为揭露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力主皇帝亲自主持变法，任用维新志士参与政权。
此举立刻招致陈宝箴之子、名士陈三立（字伯严）的强烈不满，讥刺谭嗣同“钻营康有为，自侪于门人之列”。
甚至连谭嗣同素来敬若父亲的业师欧阳中鹄也感到不快，写信质问：你并非康门弟子，为何要自称门生？
谭嗣同对此深感困惑与委屈，在回复欧阳中鹄的信中，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才常横人也，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虮虱千万分之一不若。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蒙之外，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
其决绝与超然，已隐隐透出以身殉道的悲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湘报》刊发了易鼐所着《中国宜以弱为强》一文，其主张异常激进，提出“西法与中法相参”、“西教与中教并行”、“民权与君权两重”、“黄种人与白种人互婚”四大救国策略。
此文一出，湘鄂震动。湖广总督张之洞阅后勃然大怒，立即致电陈宝箴，措辞严厉，要求“谕导阻止，设法更正”。
陈宝箴亦感事态严重，斥责易鼐“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宜言”，并命欧阳中鹄致书报馆，严词批评。
唐才常与谭嗣同接信后，愤慨不已。
两人迅速撰文为易鼐辩护，以《复欧阳节吾（欧阳中鹄字）舍人论报书》为题刊于《湘报》：
“其（易鼐）中心之哀痛，冀朝廷毅然变法，以图存于存亡危急之间，实具忠君爱国之血诚，未可湮没也！”
岂料，此举反令陈宝箴态度更趋强硬，断然剥夺了谭嗣同、唐才常主编《湘报》之权，同时免去了熊希龄时务学堂总理职务。
守旧势力趁势大举进攻，与以谭嗣同、熊希龄为首的维新派展开了激烈的公开论战。
新旧力量对比悬殊，但维新志士凛然不惧。谭嗣同面对汹汹诋毁，慨然道：“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字字铿锵，掷地有声。
两派纷争已达白热化，势同水火，《湘报》更成为守旧派的眼中钉、肉中刺。
坐立不安的陈宝箴勒令熊希龄交出《湘报》报馆，并单方面停发了原每月拨给报馆的二百两官款。
这釜底抽薪之举，使《湘报》顿时陷入绝境，只得宣布因“馆址搬迁、酌议章程”而暂时停刊。
祸不单行，早在四月十三日，南学会亦以“天气炎热”为由，宣布讲学暂时休会。
湖南维新运动的两大喉舌与重要阵地，在守旧势力的围攻与官方的摇摆退缩下，相继陷入沉寂。
零零读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