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下来，原因可能有三：一是散货船单船价值较低，不值得那伙装备精良的海盗兴师动众；二是其武装虽落后，但若逼急了拼死抵抗，也会给海盗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和麻烦；三是或许那伙海盗此次行动目标明确，就是针对左渡至泉州这条黄金水道上的“肥羊”，以求一击必中，获取最大利益，尚无暇顾及这些“小鱼小虾”。但无论如何，这种差异，也为未来的护航策略提供了新的思路——是否需要针对不同价值、不同风险的船队，制定差异化的护航方案和费率？
视线转回汴梁朝堂。
表面的波澜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关于登州遇袭、左渡被劫的奏报，自然也在朝中引起了议论。然而，更引人注目的，却是另一件看似与此无关的“旧案”——前参知政事秦桧的最终处置结果，终于尘埃落定。
最终定论是：秦桧纵子行凶、治家不严，革去一切官职爵位，责令其闭门思过。至于其担任宰执期间，御史台弹劾其贪墨受贿、结党营私等累累罪状，竟大多以“查无实据”或“事涉模糊，难以深究”为由，轻轻放下了。除了那个因杀人偿命而被下狱处决的儿子，秦桧本人竟得以保全性命，仅以“致仕”之名，赋闲在家，依旧享受着富家翁的生活。
这一结果，让许多期盼严惩奸佞的朝野清流大失所望，却也似乎在许多老于世故的官员意料之中。树大根深，盘根错节，想要彻底扳倒一位曾经位极人臣的人物，谈何容易？这背后不知经历了多少隐秘的交易和妥协。
消息传到开德府，陈太初听完陈安的禀报，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脸上无喜无悲，仿佛早已料到如此。他深知赵宋皇室对待士大夫的“宽仁”传统，也明白旧党势力在朝中的根基之深。秦桧能全身而退，与其说是他的幸运，不如说是旧有秩序强大惯性和自我保护能力的体现。
然而，远在汴梁的何栗，却没有这般淡定。在给陈太初的私人信函中，这位力求革新的宰相，字里行间充满了愤懑与无奈：
“……元晦兄台鉴：秦桧之事，竟如此了结，实令人齿冷！其罪证斑斑，岂是‘查无实据’四字可掩？如此处置，纲纪何存？法度何在？朝中诸公，竟无一人敢执言力争！可见积弊之深，阻力之大！每思及此，栗未尝不扼腕叹息，深感独木难支。新政每推进一步，皆如逆水行舟，暗礁重重。望兄在濮阳，亦早作筹谋……”
陈太初读完信，轻轻将信纸折好，放入一个专用的匣中。何栗的牢骚，他理解，但这正是改革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扫清几个贪官容易，想要撼动滋生贪官的土壤和规则，却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坚韧的耐心、以及……更强大的实力和更恰当的时机。
海上的威胁，朝中的暗流，财政的压力……
这一切，都如同浓重的迷雾，笼罩在前路。
但陈太初的目光，却似乎穿透了这重重迷雾，
落在了更远的地方。
他知道，真正的较量，
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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