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作为汉地文明的集大成者，将协商调解推向“精细化治理”的新高度。官方层面，在唐代“先调后诉”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基层调解流程：县以下设“乡都”，选任“里正”“耆老”组成“调解团”，处理田宅、婚姻、债务纠纷时，需先“勘问事实”并记录在“手实”（户籍文书）中，再结合《宋刑统》条文与地方“乡约”劝导双方，达成和解后需签订“和书”，并由“调解团”全员署名，报县府备案，若一方违约，官府可直接凭“和书”强制执行。这种“多人参与、文书留痕”的模式，大幅降低了调解纠纷的反复率。同时，宋代首创“州县官亲理调解”制度，规定民事纠纷若乡级调解无果，州县官需在“听讼日”亲自召集双方调解，且需“晓以情理，不得轻易用刑”，《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便收录了大量州县官以“亲情伦理”化解宗族纠纷的案例，如劝诫争夺家产的兄弟“以孝悌为重，共守祖业”，体现出宋代调解“重教化、轻惩戒”的文治特质。
民间调解层面，宋代宗族势力进一步壮大，“族规调解”成为体系化制度——大族多制定《族规》《家法》，明确族长、族老的调解权责，规定“族内纠纷必由族老调解，不服者方许告官”，且调解结果需记录在《族籍》中，对违规者可处以“罚谷”“禁族”等惩罚，强化约束力。此外，宋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催生了“牙人调解”“行会调解”等新型民间调解形式：“牙人”（中介）在调解商贸纠纷时，会依据“行市惯例”平衡买卖双方利益；临安的“药行”“布行”等行会，更将调解规则写入《行规》，设“行首”专司调解，如处理药材质量纠纷时，需邀请行会内“老药工”鉴定品质，再协商赔偿方案，既维护行业信誉，也保障商户权益。
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则根据自身民族特性构建了“因俗而治”的调解体系。辽代实行“南北面官制”，对汉族聚居区沿用宋代调解模式，由“汉官”主持调解；对契丹族及其他游牧民族，则由“契丹官”与“部落酋长”共同调解，依据“契丹旧俗”处理纠纷——如契丹族牧民因牲畜走失引发争执时，调解者会根据“草原盟誓传统”，让双方“对天立誓”，再结合目击者证言裁定归属，既符合游牧民族的文化信仰，也快速化解矛盾。金代在继承辽代制度基础上，进一步融合女真文化与汉地礼法，规定女真族纠纷需“以女真旧俗为主，汉法为辅”调解，如处理婚姻纠纷时，既尊重女真族“自由择偶”的传统，也参照汉地“父母主婚”的礼仪，避免文化冲突。西夏则通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将调解制度纳入法典，规定“番汉纠纷由番汉官员共同调解”，且调解需“兼顾番俗与汉礼”，如处理土地纠纷时，既依据西夏“部落土地共有制”习俗，也参考汉地“地契确权”制度，实现文化适配。
元代作为大一统的多民族王朝，更是将“多元融合”的调解智慧推向极致。官方层面，设立“达鲁花赤”（监临官）监督调解，规定“诸色人等纠纷，需由懂其习俗者参与调解”——如处理蒙古人与汉人的债务纠纷时，需由蒙古官员、汉族乡老共同主持，依据《大元通制》与“蒙古旧例”协商；处理回回商人的商贸纠纷时，则邀请“回回哈的大师”（宗教法官）参与，参考伊斯兰教法调解，实现“各族习俗皆有体现”。民间层面，元代宗族调解与宗教调解并行：汉族宗族延续宋代《族规》调解传统；藏族、蒙古族等则通过“寺庙调解”化解纠纷，如西藏的“萨迦寺”，僧人会以藏传佛教“慈悲为怀”的理念劝导双方，再依据“部落惯例”裁定结果，宗教权威与世俗规则相结合，增强调解的约束力。
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协商调解，虽因政权差异呈现出多元形态，却通过“文化互鉴、因俗适配”的实践，打破了前代“单一文化主导”的局限，既丰富了调解的形式与依据，也为明代“礼法合一”、清代“满汉融合”的调解制度奠定了“多元共治”的基础。
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协商调解制度在“大一统治理强化”与“民间社会成熟”的双重推动下，进入“体系化定型”阶段——官方构建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层级化调解网络”，民间则形成以宗族、乡约、行会为核心的“自治性调解体系”，二者深度耦合，既强化了国家对基层的治理渗透，也保留了民间社会的自治空间，成为传统调解制度的“集大成形态”。
明代官方调解以“礼法合一”为核心，进一步细化层级与权责。在基层，朱元璋推行“里甲制度”，规定每110户为一“里”，设“里正”“老人”各一名，专门负责调解民间民事纠纷，《大明律》明确要求“凡民间婚姻、田宅、斗殴、债务纠纷，先由里正、老人调解，不服者方许告官”，若未经调解直接诉讼，需“笞五十”。“老人”的选任需经官府审核，需“年高有德、通晓礼法”，调解时需引用《大明律》与《朱子家礼》，既以律法明确是非，又以伦理化解对立，如处理继承纠纷时，既按“嫡长子继承制”定产权，又劝导诸子“和睦共处”，避免家族分裂。县级层面，设“知县”总领调解，下属“县丞”“主簿”分掌不同类型纠纷，且规定知县每月需“亲理民事”，对里甲调解无果的案件进行二次调解，调解成功需签订“和息状”，由知县署名存档，具备法律效力。中央层面，“刑部”与“大理寺”在处理跨区域、涉及权贵的复杂案件时，会联合“都察院”开展“三法司调解”，通过“集议”平衡各方利益，如明代中期处理江南盐商与官府的税收纠纷时，三法司召集盐商代表、地方官员共同协商，最终确定“定额纳税、超额奖励”的方案，既保障国家税收，也维护商人利益。
清代官方调解在明代基础上，更注重“满汉融合”与“边疆适配”。针对汉族聚居区，延续“里甲—州县—中央”的调解层级，但将“老人”改为“乡约”，并要求乡约每月召集村民宣读《圣谕广训》，以“忠君孝亲”思想引导调解；针对满族聚居区，设“佐领”“参领”负责调解，依据“八旗定制”处理纠纷，如满族旗人田宅纠纷，需结合“八旗土地分配制”与汉地“地契制度”协商；针对边疆民族地区，推行“土司调解”与“盟旗调解”——西南土司辖区内，由土司主持调解，依据“土司法规”与当地习俗，官府予以认可；蒙古地区则实行“盟旗制度”，由“札萨克”（旗长）调解旗内纠纷，涉及多旗的纠纷由“盟长”协调，调解结果需报理藩院备案，如处理蒙古部落的牧场纠纷时，既按“盟旗地界”定归属，也尊重“草原共用”的传统习俗，实现“因俗而治”。
明清民间调解以“自治性”为核心，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的格局。宗族调解仍是核心——明清宗族势力达到顶峰，大族多编修《族规》《家训》，设“族正”“族老”专司调解，规定“族内纠纷无论大小，必先经族老调解，违者以族规惩处”，调解依据包括《族规》《大明律》《大清律例》，且调解结果可通过“祠堂审判”强化约束力，如清代安徽桐城张氏宗族处理族内子弟盗卖族田纠纷时，族老召集族人在祠堂调解，最终裁定“追回田产、罚子弟服劳役三月”，并将结果通报地方官府，官府予以认可。乡约调解则成为宗族调解的补充，明清乡约不仅是道德教化组织，更承担调解职能，如明代陕西《蓝田乡约》规定，乡约设“约正”“约副”，每月召开“约讲”，期间调解邻里纠纷，调解时需“公议是非，不偏不倚”，若双方不服，再移交官府。行会调解在明清商品经济繁荣背景下进一步成熟，北京、苏州、广州等城市的行会均制定《行规》，设“行头”“董事”负责调解行业纠纷，如苏州丝绸行处理“货期延误”纠纷时，行头会依据《行规》中“延误一日罚银五两”的条款，结合双方实际情况协商赔偿金额，既维护行业秩序，也保障商户权益。
此外，明清时期还出现“官督民调”的深度融合机制——官府通过“备案认可”“奖惩激励”引导民间调解：民间调解成功的“和息状”需报官府备案，若一方违约，官府可强制执行；对调解成效显着的乡约、族正，官府会授予“冠带”“匾额”，以示奖励；对调解不力、引发诉讼的，予以“斥责”“罢免”。这种机制既避免了官方调解的资源不足，也防止了民间调解的无序混乱，实现了“国家治理”与“民间自治”的双赢。
明清两代的协商调解，凭借“层级明确、权责清晰、官民协同”的特点，将传统调解制度推向顶峰，其“礼法结合、多元共治”的模式，不仅有效维系了明清数百年的基层稳定，更成为现代中国“人民调解制度”的重要历史渊源。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协商调解领域，便已形成与城邦治理、市民生活深度绑定的实践形态，其核心逻辑围绕“城邦共同体秩序”与“法律契约精神”展开，呈现出与同期中国“礼法融合”截然不同的特质。
在古希腊，协商调解是城邦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雅典，公民之间的民事纠纷（如财产继承、商业债务、邻里冲突）多先通过“公民大会附属调解机制”或“长老议事会”协商解决。雅典设有“赫里埃”（公民法庭），但诉讼前需先经“调解人”介入——调解人多由年满60岁、品德高尚的公民担任，需在30天内召集双方，依据《德拉古法典》《梭伦法典》及城邦习俗沟通，引导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若调解成功，协议需在公民法庭备案，具备法律效力；若失败，方可进入诉讼程序。这种模式既减少了法庭压力，也通过“公民参与调解”强化了城邦共同体意识，例如雅典商人因货物运输延误引发的纠纷，调解人会结合《海上贸易惯例》与“城邦互助精神”，劝导双方以“部分赔偿+延长合作期限”的方式和解，既维护商业秩序，也维系公民间的信任关系。此外，古希腊的“仲裁”与调解紧密结合，对于复杂纠纷（如城邦间的边境争议），会邀请中立城邦的智者担任“仲裁人”，通过协商确定解决方案，这一形式成为后世欧洲国际调解的雏形。
古罗马时期的协商调解则更注重“法律契约”的规范性，形成了“私力调解”与“官方调解”并行的体系。在民间层面，罗马家庭中的“家父”拥有对家族内部纠纷的调解权，从子女婚姻矛盾到奴隶归属争议，均由家父依据“家族法”居中裁定，调解结果具有绝对权威。对于公民之间的民事纠纷，罗马社会盛行“私人调解人”制度——调解人多为精通《十二铜表法》的法学家或有声望的贵族，双方需签订“调解协议”，明确调解范围与责任，若达成共识，协议可由“执政官”认证，转化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在官方层面，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官”与帝国时期的“裁判官”均承担调解职能，尤其在处理涉及不同城邦公民的“万民法”纠纷时，会通过“协商会议”平衡各方利益，例如罗马公民与希腊商人的债务纠纷，裁判官会召集双方及法律专家，参考“万民法”中的商业条款与希腊习俗，协商确定还款方案，既体现法律的普适性，也尊重地方传统。罗马的调解实践还注重“程序正义”，调解过程需有证人在场，文书需记录在案，这种“注重证据、强调契约”的特点，深刻影响了后世欧洲的调解制度。
就在这之后不久，伴随着封建王朝中世纪的到来，欧洲的协商调解制度因封建等级体系的建立与基督教势力的崛起，转向“宗教主导、封建附庸”的形态，其核心目标从“维护城邦民主”转变为“维系封建秩序与宗教伦理”。
在宗教层面，基督教教会成为中世纪欧洲最核心的调解主体。教会依据《圣经》中的“宽恕”“博爱”教义，将调解视为“救赎灵魂”的重要手段，各级教会均设有“宗教法庭”（如主教法庭、教皇法庭），不仅处理宗教纠纷，更广泛介入世俗民事纠纷（如婚姻、继承、田产争议）。神父或主教在调解时，会以“宗教伦理”为核心劝导双方，例如处理贵族间的土地纠纷时，会引用《圣经》中“不可贪婪”的训诫，劝诫双方“合理划分地界，荣耀上帝”；处理婚姻纠纷时，会以“婚姻神圣”为由，调解夫妻矛盾，避免离婚。教会调解的结果具有宗教与世俗双重约束力，拒不执行者会被处以“绝罚”（开除教籍），这对中世纪民众具有极强的威慑力。此外，修道院也承担基层调解职能，修士会深入村庄，调解农民间的邻里冲突、牲畜纠纷，通过“宣讲教义+实际帮扶”（如为贫困农民提供种子）化解矛盾，成为连接教会与民众的重要纽带。
在封建世俗层面，调解制度与封建等级体系深度绑定，形成“层级化调解网络”。在庄园内部，“庄园主”或其任命的“管家”是最高调解者，处理农奴之间的纠纷（如农具借用、劳役分配）时，依据“庄园惯例”裁定，调解结果无需经过官方认证，农奴需绝对服从。对于封建领主之间的纠纷（如领地边界、附庸归属），则通过“封建会议”协商调解，由上级领主（如伯爵、公爵）主持，参会者包括相关领主与贵族代表，调解依据为“封建契约”与地方习俗，例如领主间因骑士效忠问题产生争议时，上级领主会查阅“效忠契约”，协商确定效忠关系与义务，避免武装冲突。在城市层面，中世纪后期兴起的“自治城市”中，市民行会成为调解核心——行会依据《行会章程》，设“会长”与“仲裁员”调解行业纠纷，如工匠间的技术争议、商人间的贸易冲突，调解时既注重维护行业垄断利益，也兼顾公平，例如佛罗伦萨纺织行会处理“布料质量纠纷”时，会邀请资深工匠鉴定品质，再协商赔偿金额，确保行业声誉不受损害。
中世纪欧洲的协商调解，虽因封建分裂与宗教统治呈现出“分散化、宗教化”的特点，却通过教会与封建体系的双重运作，为民众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纠纷解决渠道，其“宗教伦理约束”与“封建等级调解”的实践，也为近代欧洲调解制度的“世俗化转型”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在同时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区，对于协商调解领域的认知理解与认识，虽因文明形态、宗教信仰与社会结构的差异呈现出多元面貌，但均围绕“维护共同体秩序”这一核心，将调解与本土文化、宗教教义、部落传统深度绑定，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实践体系。
古印度：宗教教义与种姓制度下的“达摩调解”
古印度的协商调解深度根植于印度教教义与种姓制度，核心围绕“达摩”（法）展开，追求“社会秩序与个体义务的平衡”。在吠陀时代至孔雀王朝时期，调解主体与流程随社会结构逐步细化：
民间层面，以“村社”为基本单位，由“村社长老会”（潘查雅特，意为“五人委员会”）主持调解。长老多从高种姓（婆罗门、刹帝利）中选拔，熟悉《摩奴法典》与地方习俗，处理的纠纷涵盖田产划分、债务偿还、家庭矛盾等。调解时需严格遵循种姓规范，例如高种姓与低种姓（首陀罗）间的纠纷，虽会协商解决方案，但需确保“高种姓权益不受损害”——如低种姓农民因洪涝损坏高种姓地主的田埂，长老会会裁定农民以“额外劳役”赔偿，而非直接支付财物，既化解矛盾，也维护种姓等级秩序。
宗教层面，佛教与耆那教的兴起为调解注入了“平等”理念。佛教寺院的“僧伽会议”不仅调解僧人间的戒律纠纷，也为世俗民众提供调解服务，依据“慈悲”“非暴力”教义，弱化种姓差异，例如在处理跨种姓商业纠纷时，僧人会以“公平交易”为原则，而非种姓地位裁定，这种模式在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尤为盛行，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补充。
官方层面，孔雀王朝设立“司法官”（Dharasthiya），处理地方调解无果的复杂案件，调解时需结合《政事论》中的行政法则与《摩奴法典》的宗教法，例如处理王国边境部落纠纷时，会召集部落首领与官员共同协商，以“纳贡称臣+保留部落自治权”的方案达成和解，既巩固王权，也尊重部落传统。
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法框架下的“舒拉协商”
阿拉伯世界的协商调解以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为核心，融合“舒拉”（协商）传统，形成“宗教教义与世俗治理结合”的模式，尤其在倭马亚王朝与阿拔斯王朝时期走向成熟：
基层调解，以“清真寺”为核心场所，由“卡迪”（宗教法官）或“长老”主持调解。卡迪需精通《古兰经》与圣训，处理民事纠纷（如婚姻、继承、商业合作）时，以“正义”“宽恕”为原则，例如处理商人之间的货款争议时，会依据《古兰经》中“禁止欺诈”的训诫，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同时劝导双方“保持商业信誉”；处理家庭矛盾时，会以“维护家庭完整”为目标，调解夫妻分歧，避免离婚。调解结果需记录在“法律文书”中，由双方与证人签字，具备宗教与世俗双重效力。
部落与国家层面，“舒拉会议”是重要的协商调解形式。对于部落间的冲突（如水源争夺、牧场归属），由部落酋长与宗教领袖共同召开舒拉会议，依据沙里亚法与部落惯例协商，例如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部落因争夺绿洲产生摩擦时，会议会裁定“按历史使用习惯划分水源，双方共同维护”；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处理官员与地方贵族的利益纠纷时，也会召集大臣、学者召开舒拉会议，平衡各方诉求，避免统治阶层内耗。
商业调解，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与商贸繁荣，“行会调解”逐渐兴起。巴格达、开罗等城市的商人行会设有“仲裁员”，调解跨区域商业纠纷（如货物运输延误、契约履行争议），既依据沙里亚法中的商业条款，也参考各地贸易惯例，例如处理阿拉伯商人与印度商人的香料贸易纠纷时，会结合伊斯兰教法与印度商俗，协商赔偿比例，保障双方权益。
美洲：部落共同体传统下的“集体协商”
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前，美洲原住民（如玛雅、阿兹特克、印加及北美印第安部落）的协商调解，以“部落共同体利益”为核心，依托口头传统与集体决策机制，呈现出“平等参与、注重共识”的特点：
玛雅与阿兹特克文明，以“城邦议事会”为调解核心。玛雅城邦的“长老议事会”由贵族与祭司组成，处理城邦内的土地纠纷、宗教仪式争议时，需结合玛雅历法与宗教信仰协商，例如划分农耕土地时，会依据“玉米神崇拜”中的“公平分配”理念，按家庭人口分配土地；阿兹特克的“最高议事会”则负责调解城邦间的冲突，通过“交换礼物+结盟承诺”避免战争，例如特诺奇蒂特兰与邻近城邦因贡品产生争议时，议事会会协商调整贡品种类与数量，维系联盟关系。
印加帝国，建立了“层级化调解网络”。帝国设“最高法官”（托里科），地方设“省级法官”与“村级长老”，处理纠纷时需遵循“印加法典”与“集体利益至上”原则。例如处理农民间的灌溉用水纠纷时，村级长老会依据“水源公有”传统，裁定“按农作物生长周期轮流用水”；处理部落迁徙引发的土地争议时，省级法官会召集双方部落首领，以“帝国分配土地+保留部落习俗”的方案达成和解，强化帝国统治。
北美印第安部落，以“酋长会议”与“萨满调解”为主要形式。部落间的纠纷（如狩猎领地、战俘归属）多由双方酋长与萨满共同协商，萨满以“自然崇拜”理念引导双方，例如苏族与夏延族因狩猎范围产生冲突时，萨满会以“大地为母，共享资源”为由，劝导双方划定共同狩猎区；部落内部的家庭矛盾，则由酋长依据“部落口头法”调解，注重“修复关系”而非惩罚，例如调解夫妻争吵时，会让双方讲述诉求，再由长老提出“相互让步”的方案，维护部落和谐。
非洲：部落联盟与传统权威下的“长者调解”
非洲地区的协商调解长期依托部落传统与“长者权威”，不同区域（如北非、西非、南非）虽存在差异，但均以“维护部落凝聚力”为核心，形成“灵活务实、注重人情”的实践模式：
西非王国（如马里、桑海），以“国王议事会”与“部落长老会”为调解主体。马里帝国的“大议事会”由贵族、祭司与部落长老组成，处理王国与藩属部落的纠纷时，会以“纳贡+自治”为原则协商，例如处理加纳部落的叛乱争议时，议事会会裁定“部落继续纳贡，国王赦免叛乱首领”，避免大规模战争；部落内部的财产纠纷（如牲畜归属、继承问题），则由长老主持调解，依据部落口头传统，注重“人情伦理”，例如调解兄弟间的牛羊继承纠纷时，长老会劝导兄长“多分幼弟”，体现“照顾弱者”的理念。
北非地区，受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教法影响，调解融合“部落传统与宗教教义”。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部落纠纷，多由“谢赫”（部落首领）与“卡迪”共同调解，处理土地纠纷时，既依据伊斯兰教法中的“财产权规定”，也参考部落的“土地共有”传统，例如调解牧民与农民的土地争夺时，会裁定“牧民在非农耕季节使用土地，农民农耕时优先”，实现资源共享。
南非班图语系部落（如祖鲁、科萨），以“长老会议”（因杜纳）为核心调解机构。祖鲁部落的因杜纳由资深长者组成，处理纠纷时需遵循“ubuntu”（人道待人）理念，注重“修复关系”，例如处理部落成员间的斗殴纠纷时，不会单纯惩罚过错方，而是要求双方“交换礼物、公开道歉”，再由长老主持“和解仪式”，让双方重归于好；处理跨部落的cattleraidg（抢牛）纠纷时，因杜纳会召集双方部落长老，协商“归还牛群+赔偿损失”的方案，避免部落冲突升级。
这些地区的协商调解实践，虽未形成像中国、欧洲那样系统的成文制度，却深度契合本土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或依托宗教教义，或依赖部落传统，或结合王权治理，最终均服务于“维护共同体稳定”的目标，成为世界调解史上极具地域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对应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其协商调解实践既受本土社会结构、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也在与周边文明的互动中吸收借鉴，形成了“贴合地域治理需求、兼具传统与融合特质”的体系。
东亚：日本与朝鲜半岛——儒家伦理与本土传统的交织
日本：从“氏姓调解”到“武家调停”的演进
日本古代的协商调解始终与“氏姓制度”“幕府统治”及“儒家、佛教思想”紧密绑定，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飞鸟时代至平安时代（6-12世纪），受中国唐朝制度影响，官方调解初步成型。朝廷设“弹正台”“刑部省”等机构，处理贵族与平民的民事纠纷（如田产、婚姻），调解时既参考《大宝律令》《养老律令》中的成文法，也融入日本本土的“义理”观念。例如处理贵族间的庄园边界纠纷时，官员会召集双方核查“庄园领有文书”，同时以“维护氏姓荣誉”为由劝导妥协，避免贵族间矛盾激化。民间层面，村落以“名主”（村长）为核心调解者，处理村民间的农具借用、水利使用纠纷，依据“村规”与“邻里互助”传统，注重“息事宁人”，如遇旱灾引发的灌溉争议，名主会按“按户轮灌”原则调解，平衡各方需求。
镰仓幕府至江户时代（12-19世纪），武家政权崛起，调解转向“武家法主导”。幕府设“评定众”“引付众”，专门调解武士间的领地、俸禄纠纷，依据《贞永式目》等武家法典，强调“忠诚”与“秩序”，例如武士因“御恩与奉公”义务产生争议时，调解者会以“主从契约”为依据，裁定双方履行各自义务，维护武家统治根基。民间则形成“町内调解”与“寺社调解”并行的模式：町（城市街区）由“町年寄”（街区长老）调解商业纠纷，如大阪商人的货物质量争议，会依据“町众规约”与商业惯例协商赔偿；寺庙、神社的僧侣、神官则以佛教“慈悲”、神道教“和谐”理念调解家庭矛盾，例如处理夫妻争吵时，会劝导双方“顾全家族颜面”，以“和解仪式”修复关系。
朝鲜半岛：儒家礼法为核心的“乡约调解”
朝鲜半岛（高丽、朝鲜王朝时期）的协商调解深度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尤其在朝鲜王朝（1392-1910年），形成以“乡约”为核心、“官民协同”的体系。
官方层面，朝鲜王朝仿中国设立“刑曹”“汉城府”，地方设“府、郡、县”，各级官吏需承担调解职能，《经国大典》明确规定“民事纠纷必先调解，不服者方许诉讼”。调解时以“朱子理学”为伦理依据，例如处理宗族继承纠纷时，官吏会严格遵循“嫡长子继承制”，同时引用“孝悌”思想劝导诸子“和睦共处”，避免家族分裂。对涉及“两班”（贵族）的纠纷，会由更高层级官员调解，兼顾“礼法”与“贵族利益”，如两班间的土地争议，既核查地契，也以“维护士大夫体面”为由促成和解。
民间层面，“乡约”制度成为基层调解核心。朝鲜王朝推广《乡约》（如李滉制定的《退溪乡约》），村落设“乡约所”，由“乡老”“约正”主持调解，涵盖邻里纠纷、道德教化等内容。调解时既依据《乡约》条文，也结合地方习俗，例如处理村民间的债务纠纷时，乡老会先核实借贷契约，再以“互助互济”为由劝导债权人放宽还款期限，同时要求债务人承诺“按期偿还”，实现“情理兼顾”。此外，村落中的“宗家”（宗族嫡长家）也参与调解宗族内部纠纷，以“族规”与儒家伦理约束族人，强化宗族凝聚力。
东欧：俄罗斯与东欧国家——东正教与封建传统的双重塑造
俄罗斯：从“公社调解”到“沙皇司法调解”
俄罗斯古代的协商调解受东正教、斯拉夫公社传统及蒙古统治影响，形成“民间自治”与“中央集权”交织的特点。
基辅罗斯至莫斯科公国时期（9-16世纪），民间调解以“维尔福”（村社）为核心。村社由“长老会”（由德高望重的村民组成）调解内部纠纷，如土地分配、牲畜归属，依据“村社惯例”与东正教“宽恕”教义，注重“集体利益优先”。例如处理村民因土地耕种引发的争议时，长老会会按“人口与劳动力”分配土地，同时以“兄弟情谊”为由劝导双方接受，避免村社分裂。蒙古统治时期，“八思哈”（蒙古监官）虽掌握最高权力，但仍保留村社调解职能，仅在纠纷涉及蒙古贵族时直接介入。
沙皇俄国时期（16-19世纪），中央集权强化，官方调解逐步取代民间自治。沙皇设立“市政局”“司法厅”，地方设“县法院”，调解时依据《1649年法典》《1864年司法改革条例》，同时融入东正教思想。例如处理农民与地主的租佃纠纷时，官员会既参考“农奴制法令”，也以“地主应仁慈对待农民”的教义劝导双方调整租额；对城市商人的商业纠纷，会依据商业法规，召集双方协商解决方案，维护市场秩序。民间层面，东正教会仍发挥调解作用，神父会在教堂调解家庭矛盾，如夫妻不和、遗产争议，以“婚姻神圣”“孝道”为由劝导和解，拒不服从者会被“剥夺圣餐”，形成宗教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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